為何你我眼中的城市不一樣【陳煥宏】

作者：陳煥宏，政大科智所博士班研究生，主要研究範疇為城市創新議題，著力於將學術與實務的結合應用，自我期許讓學術研究能作為城市創新實務的動能，也能讓學術研究具體產生社會影響力。


圍繞在你我身邊周遭的事物，有多少是你習以為常，存在被視為理所當然，除非失去後會影響生活，否則你可能就不在意的與它共存，這些事物包括：每天上下班都會使用的道路，搭乘的捷運，回到家中打開電視機、音響，由冰箱中取出冷凍食物放入微波爐加熱，放個熱水泡個澡...，但你是否想過這些事物為何會存在生活中？

這些構成生活環境的事物，就是你我生活城市的一部份，有些城市印象深植你記憶中，無論是何理由讓你記憶深刻，經過多年後，你也會發現城市改變的痕跡，或許是棟新建築物，也或許是高架快速道路、剛完工通車的捷運。你當然知道這是都市發展過程中，都市計畫下的經濟發展成果，同樣的，你也會發現在城市中有很多是沒有改變的，不管你是否曾經對這些關心過，對於你我熟悉的城市，學者Anique Hommels(Hommels 2005)提出不同的觀點，顛覆我們的想法，對於城市過去、現在及未來還未發生的事件，你可能不再那麼容易確定自己的觀察。

技術與城市的理性觀點

都市計劃與建築設計以多樣化技術組建城市，道路、交通、電力、瓦斯、給排水.....等等系統，是來自於都市居民需求而引發這些技術的發明、發展與建設嗎？這樣的疑問來自於兩種對技術發展的討論，一是技術決定論，二是社會建構技術論。

持技術決定論觀點者，認為技術的發展會影響使用者的行為，技術發展導入後，使用者會配合技術系統的運作而改變自己的行為，進而改善了城市生活的環境與品質。面對城市的發展，或許就會是擬定好鉅細靡遺的都市發展計畫，然後依據規劃內容興建各種基礎系統，如道路、交通、電力.....等系統，居民在依據不同使用分區，如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去興建不同用途的建築物。

城市居民進駐這些不同用途的空間，會自然而然的形成自己的生活型態。這樣的觀點聽起來似乎頗合理，城市透過技術系統形成空間，居民使用這些系統落實城市發展遠景。實際生活中，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譬如航空城、自由經濟貿易區、科學園區，這些規劃都是技術領先使用者需求的實證案例，妥善運用都市規劃的技術，就可以如我們預期的建構出理想的城市。

但是，社會建構論觀點並不同意這樣的說法，都市計畫技術的使用成功與否必須要建立在居民使用者的意志基礎，也可以說住宅區、商業區與工業區不同使用目的的區劃，是來自於居民實際需求下的認知，當成是特定區域空間符合居住需求時，就會影響都市計畫的使用分區規劃。實證顯示，過去政府機構所規劃的新市鎮，如林口新市鎮，很長的一段時間根本沒有居民願意搬遷進住，依據理想生活型態所需的基礎建設完成後，居民為何不願意進住？

還原當時的時空背景，居民考量居住地點的條件，在於基本生活需求食、衣、住、行、育、樂的供應，林口新市鎮雖然機能規劃理想，但居民面對工作與生活的實際需求，就無法接受這樣的規劃。這代表實際居民使用者對於居住空間的需求，除了技術系統外，還有其他行為需求的影響。而這樣的居民需求就反應在能夠提供工作與生活需求的台北都會區，為了滿足城市居民這樣的需求，社區建築的規劃朝向高樓層的建築技術發展，為的是能在有限土地的運用下，能夠創造出更多容納居民居住的空間，這同時也影響政府機構在都市土地使用規範上的調整。

由實證中，我們也發現這兩種觀點都有其不足之處，技術決定論點在實證上有可行與窒礙的可能，但也不能否定居民使用者主動意識的行為，但如果沒有技術基礎，居民有很難有建構需求的可能，而由實證中我們似乎也發現，這兩種觀點在實務中，其實不是獨立發展的，而是交錯影響的。

某些情況下技術發展是來自於使用者實際生活需求，但似乎技術規劃也會在長時間的適應後，讓使用者逐漸調整自己的生活型態與需求，林口新市鎮經過20年的發展，由一片荒蕪人煙稀少，到現在因為交通便捷形成的大量居民遷入的繁榮街景，這也可以解釋技術決定論點與社會建構技術論點的整合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左支右絀的技術觀點
無論是以技術決定或社會建構觀點，對於城市發展的解讀，都有不足的遺憾，對此，Hommels(2005)提出以科技人文社會觀點對於城市的分析角度有三：
框架(Frame)

在城市設計過程中，因為城市所需要的技術本質上就是多樣異質特性，都市規劃專家、建築師、土木工程師，對於如何進行城市的設計，因為專業領域知識及個別認知背景的不一。

對於規劃內容的構想就產生歧異，為了計畫推動順利的協調溝通，最後形成的共識是否真是最理想的方案？實證上的發現是，這共識並不容易達成，思維框架的形成，來自於長期的專業技術訓練與生活經驗的無形影響，甚至更明顯的是會被看似佔多數的專業觀點所制約，縱然對自己的想法有信心，但仍不敢輕易違逆。

思維框架形成需要時間累積，改變也需要時間，改變自己容易，改變他人不容易，要改變一個社群難度更高。

鑲崁(Embeddedness)

Granovetter告訴我們行為和制度深受社會關係的限制，將兩者是互相獨立的事物是極大的錯誤。長久以來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政治學家與歷史學家看待鑲崁(embeddedness)就是一種社會網絡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下經濟行為與市場經濟伴隨產生(Granovetter 1985)。

技術發展在城市演化過程中，也如社會學家對人類行為的觀察班，存在技術鑲崁(embeddedness)的關係，在法國地下鐵路興建的歷史過程，因為既有鐵路交通技術與新技術導入的利益妥協考量，造成日後兩個系統無法整合的事實(Latour, 1988)。甚至，紐約連接布魯克林與長島間的橋樑，設計興建初始即考量進入長島地區交通流量控制的想法，以限制車輛進入使用橋樑規格興建橋樑，多年後還是持續讓超過規格的車輛難以進入長島地區。

這兩個實例，所代表的是技術本身在使用上，受到設計者的主觀思維影響，當實踐技術的同時，技術成果造已經鑲崁在城市生活中，已經對使用者行為與經濟產生影響，這時想獨立考量任何一個要素都是非常困難。
傳統堅持(persistent traditions)

在人類社會行為中黨同伐異是種常態，對於與自己相同意見的人，你採取認同接受的態度，反之，你不但反對也會排斥。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技術運用，除了使用者的思維框架互動，技術使用過程的關聯鑲崁性，都是我們較能由外顯技術實體中理解，但既有城市生活文化習慣對技術使用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身處北半球的華人，選擇房屋總認為座北朝南是最佳選項，因為這樣座向的房屋可以冬暖夏涼，讓居住環境對身心的影響是有益健康，一般或可稱之為風水。這種觀念除了影響建築物本身的建築設計，也會讓建築周邊的基礎建設配置受到影響，這種非技術性的影響在東西方城市發展歷史中俯拾可得，博物館、公共建築、車站等，都可以看到非技術性的文化影響，這種影響反而比技術影響城市更深遠。反之，這樣的影響也更讓城市的設計或改變更不容易進行。

城市未來發展的啟發

城市如人一般，都會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新城區設計建造、舊城區再設計重建的劇情每天不段在城市這個舞台上演，如何看待城市衰敗與再生的必然與無可避免的相對制約特性，這是Hommels提醒我們的重點。過度強調技術，忽略技術間的關連性，甚至使用者真正的需求，這樣的城市設計篤定會遭遇到的困難是必然的，但是，Hommels提供的框架、鑲崁與傳統堅持的研究視角來解釋城市遇到的困境，也同樣給我們在面對及研究城市創新的啟發如下。

彰顯人本精神

人才是組成城市的要件，城市進行都市發展規劃的同時，如果只考慮到技術、經濟因素，而想以未來嶄新城市空間與經濟效益的遠景來說服居民接受，由台北市都市發展的歷史來看，十四號公園、大安森林公園、公館寶藏巖、永春社區、文林苑...等等歷歷在目的案例，可以發現城市居民對於公私部門的設計開發構想並不完全認同，以技術、經濟思維來看，這些城市規劃方案都代表著某種程度的都市空間使用效率及公共空間的創新使用，對城市居民生活品質的提升更是顯而易見。

但是，開發過程中的衝突代表的是當地居民的生活、社會網絡背後所代表的價值意義被忽視，無論這種忽視是否刻意為之，面對未來城市市民結構因建築技術型態而更密集、更多樣異質，舊城區的再發展，在地居民的意見已經不能再只以技術、經濟的思維來面對，居民意見的整合、區域共同發展願景的塑造，是城市未來創新過程的重要課題。
以在地資源為創新基礎

企業組織發展的研究中，對於組織內外資源的取得，都視為是組織創新過程最重要工作，在組織策略與作為中，如何有效取得運用資源就成為企業組織成敗關鍵。城市的組成元素較諸企業更加複雜，進行城市舊有空間的再生更新，需要的資源不一定都是與技術有關，反而我們經常忽略的是在地居民因為社會網絡關係所擁有的資源。

2007年美國西雅圖一位86歲老太太與開發商的都市更新案例，開發商計畫興建精品商場與健身俱樂部，計畫範圍與老太太所有的房屋重疊，開發商願意出資買下老太太的房屋，但老太太說什麼也不願意賣掉她這間興建於1900年的房屋。她堅決表明：我不需要錢，錢對我而言沒有什麼。最後戲劇性的是，開發商負責與他溝通的主管卻與老太太成為好朋友。

老太太於2008年過世，她將房屋贈與給這位主管，不過開發商最後並未拆除這間房屋，而是修改計畫保留這間房屋，這間房屋保留後與商場建築規劃出一個公共空間，吸引眾多消費者前往消費並參觀此處景點。

日本東京丸之內地區都市更新，三井地產開發也同樣重建保留過去對於日本皇居敬意的建築腰線設計（建築物高度不能高過皇居的傳統），同時還整修重建過去的老建築讓新舊建築結構融合在一起，讓歷史紀錄成現在整個都市空間景觀中，也形成東京丸之內地區的特殊景象，吸引大量觀光遊客參觀，帶動當地經濟的繁榮。

似乎過去的都市再設計，都集中在拆除舊有建築的重新建設，地方特色與社區歷史背景反而是最先、也最容易被拋棄，由美國與日本的案例中，我們似乎可以重新思考舊有社區文化脈絡下的歷史資產如何賦予新的價值意義，或許可以避開技術考量的制約困境，找到平衡點，一方面改善城市市容、人口居住品質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技術與社會共創新價值

嶄新的城市樣貌對於城市與居民的價值是什麼？如果思維停留在經濟發展層面，而將人文社會的歷史價值抹滅，或許城市會變成平均歷史記憶只有50年的無趣空間，但是城市的價值不是都市規劃者、建築師或開發商詮釋的內容，而是居民自己要自省、自絕對空間的期待是什麼？舊建築、舊城區是否具有保留價值，也沒有一定的標準。台北市松山國小有兩棵百年老樹，因為興建捷運面臨砍伐遷移的危機，學生與校友共同發起保存的請願活動，因為這兩棵老樹連結著所有松山國小校友的求學記憶，這樣的價值比起新的建築物更能串連校友的感情。

最後，老樹被保存下來，學校也被保留下來了，因為人口結構少子化的變化，原本學校面臨學生數目減少，交通建設帶動的都市發展，學校成為繁榮商圈中最沒有價值的公共建築，如果將學校遷移重新規劃，對市政府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老樹保留後，演變成附近最重要的觀光景點之一，特別是與旁邊260 年歷史的寺廟相互輝映，讓這個區域過去百年的歷史成為城市發展的新價值。這樣的結果，或許也是我們對於傳統歷史文化的堅持，與技術發展未必不能共存的實際例證。

參考文獻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3): pp.481-510.

Hommels, A. (2005). "Studying Obduracy in the City: Toward a Productive Fusion between Technology Studies and Urban Studies."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30(3): pp. 323-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