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我喜歡DiMaggio的趨同性？【蕭瑋成】

作者：蕭瑋成，波士頓大學都市規劃碩二。目前於政治大學商學院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訪問，研究興趣為城市未來、物聯網、資源綜效。

韋伯在其著作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中提及尋求資本主義的合理性，並利用新教的喀爾文教派舉例說明。為了避免靈魂墮落，新教認為人需要「去人欲」；勞動可以提供規律規則的生活，因此為了去人欲，勞動是必須的。新教同時帶入世禁慾主義 (Methodical Character of Worldly Asceticism) 的觀念，認為為了成就事業的想法是「可以被接受的欲望」，因此創造了資本主義成長的思想環境。

韋伯提出最重要的觀念莫過於合理性(至少對這篇文章而言)。合理性是某種概念邏輯化、量化、可被檢測化的過程。韋伯以宗教舉例，認為宗教的去「靈」化，讓大家不再相信鬼神，而是相信自己的努力，就是一種合理化的顯像。

但是，合理化的過程也會帶來某種制約，使我們的生活受到約束，例如社會中的指標、懲處制度、升遷制度、階級制度和責任制度等，都會牽制我們的行為，成為一種牢籠。韋伯以官僚制度的去人性化做比喻。想像今天因為急事要去處理，結果人事單位告知你的原因不符合公司規定，心中就很不爽。

在探討「趨同性」（Isomorphism）之前，首先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不同組織制度會不同，會因為時間流變？最早的學者認為不同的組織結構或制度設制是因應外在競爭，使資源能夠更有效的應用。

下個問題是：在這樣大環境下，不同組織的結構差異是什麼呢？過去許多學說認為，組織與組織之間差異甚大。但是DiMaggio認為，在相同的環境脈絡會使差異大的組織逐漸趨同。以下將從整體脈絡形成談起，探討組織的趨同性，最後審視創新所扮演的角色，在過程中以明朝「丞相制度」的流變為例。

總體脈絡形塑普世（主流）價值

在文章中，DiMaggio 解釋為什麼在類似的大環境中，隨著時間推移，組織的結構和制度有趨同性。DiMaggio 將探究組織結構的範疇提升到總體層級，認為總體環境是造成組織結構趨同的主要原因。DiMaggio 認為，造成組織趨同除了競爭以外，有更高層次的因素存在，認為組織結構趨同的原因是由於組織受制於一個社會的「規範」與「價值體系」。這樣的社會規範與價值體系會形成一種「總體脈絡」，並形成某種「理性牢籠」，產生一種慣例。(這可與傳統不同，傳統是不知道原因的規範)

在中國歷史中有丞相一職，上承周朝大冢宰，下到元朝中書省，歷代都有丞相編制。根據尚書「塚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總管百官及制度修訂，並在每個朝代成為常例。

丞相是一種分工，目的是協助皇帝處理國務、管理官僚體系以及針對典章制度提出修正建議。特別是在科舉制度施行後，百官可能來自各省各縣，出身背景也都大不相同，使得人際網絡跳脫不出地緣關係或師生關係，因此能夠擔任丞相的人員往往具備在百官與皇帝間媒合的能力。

丞相具備相當的人脈基礎，要能夠「喬事情」。歷代以來，也形成皇帝倚重丞相管理文官集團的現象，丞相制度成為管理人員的必要工具。多年來的慣例，加上中國地緣、師生政治的特性，使得丞相變為一種皇帝與百官的管理介面，一種合理的存在。

這樣的存在使得丞相制成為帝制的必需，一種在極權背景以及科舉制度下產生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DiMaggio 認為價值體系會定位成已知條件，DiMaggio並沒有說明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如何形成。

趨同性：借脈絡，合理化行為

DiMaggio 指出，組織架構會受到總體價值的影響，最後趨向一致。Isomorphism 最常出現在抽像代數中，表示規範內的變化過程，並在最後收斂，因此可以理解為「趨同性」。DiMaggio 同時還將趨同性分為三種：強制驅同 (Coercive Isomorphism)、模仿趨同 (Mimic Isomorphism)、規範趨同 (Normative Isomorphism)。

不管是因為受到外在壓力、模仿成功案例或受到某種既有規範所以趨同，其實背後隱藏的是「師法前人經驗」或「走在前人走過的路」的風險迴避哲學，但同時也是種取得「正當性」獲得「認同」的一種方式。

現在看看案例：朱元璋借胡惟庸之名廢除丞相制。在明初，由李善長推薦，朱元璋任命胡惟庸為左丞相，胡惟庸在丞相任職期間多有犯上之事，從結黨、私自處決犯人，到隱瞞使節訪華等，最後朱元璋以「枉法誣賢」、「蠹害政治」罪名處死胡惟庸，並在一個月內廢除丞相制度，並分流人員至六部，回收相權。

如果考據歷史會發現，胡惟庸從事不法、犯上之事由來已久，在將近十年的時間。但是，在這些時間，朱元璋並沒有做出任何制止或反制的行為。這中間有的是處理胡惟庸的機會，特別是胡惟庸與李存毅等近臣交往密切，若朱元璋要整治胡惟庸，光光「結交近仕」一條即可處死胡惟庸，但是朱元璋遲遲不動手，由此斷言朱元璋不為小利，必有大謀。

再來看看處死胡惟庸的罪名「枉法誣賢」和「蠹害政治」，與丞相的設立宗旨「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相左，將丞相頭銜掛上「枉法誣賢」和「蠹害政治」的汙名，除了「師出有名」以外，醜化過去的普世價值，讓大家覺得丞相制度已經無法達到過去設立的初衷，讓改變更容易推動。因此可以推論，大謀應該是借胡惟庸不法之名，廢除丞相制度。但是在這裡，朱元璋更進一步，除了師出有名以外，還創造了新的普世價值。

下個問題就是，這樣的行為是否能夠改變總體脈絡？

歷史和朱元璋開了個玩笑，他的後代子孫在短短的三十年中，先是設立內閣大學士(成祖)，在來設置兼職體系，並將票擬權(根據奏章，擬定處置建議)下放給內閣成員(仁宗)，內閣除了名字不叫丞相外，其餘的職掌都於丞相一樣，甚至權力強大到讓宣宗扶植宦官集團，以達到制衡文官集團的目的。

由此可見，丞相制存在帝制的環境下有其不可取代性，縱使被廢除，依然以不同的型式捲土重來，重點是因為總體脈絡並沒有改變。因此，我們可以下兩點結論。第一點，DiMaggio很聰明，他沒有去討論普世價值的因因果果。大家不知道什麼樣的價值有朝一日成為普世價值。第二，在總體脈絡不變的條件下，一切慣例，都有他的合理性可尋，違反慣性的制度終究不敵「時代的洪流。」

創新：尋找脈絡中的定位

馬克思 (Karl Marx) 說：「哲學家思考、解讀世界，但問題在於如何改變世界。」

在看到資本主義崛起產生的資本/勞工不對等後，馬克思認為，改變世界的唯一方法是利用勞工階級革命，徹底摧毀過去的社會價值結構，建立以勞工階級為主的過渡政府，邁向社會主義烏托邦 (Utopia) 的道路。

某方面講，馬克思的立論建立在總體脈絡、普世價值或主流價值無法改變的前提上。雖然DiMaggio並沒有提到如何改變普世價值，達到改變世界或轉型組織的目的，但他提醒我們生存在普世價值的脈絡中，一個組織的重組不能忽視普世價值的力量。如果由這樣的觀點看「創新」，那創新就是在普世價值中尋找一個「能夠加值」的角色。可以加值就能存在，無法加值只好退化、消失。

由廢除丞相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皇帝依然需要一個分工單位，這個單位最好能幫他想辦法、幫他看文件、幫他代筆、甚至幫他行使一部分的權利。因此，明成祖設立內閣，並由各個部會的「給是中」(給事中是附加的銜稱，任何官職如將軍、列侯、九卿，加上給事中之頭銜，可出入宮庭，常侍皇帝左右)，做為內閣成員。

但是到了明仁宗年間，內閣雖然協助皇帝處理政務，但是無法駕馭百官。當時的內閣成員在朝時間已久，但由於太祖對於「給是中」職權限制的關係，無法管理官位較大的官員，因此仁宗設立兼職制度，使內閣成員兼職各部的部長或副部長，解決「給是中」在文官體系中權限不足的問題。

明宣宗年間，更將皇帝的票擬權下放給內閣，使內閣可以根據奏章標示處置意見。這些制度上的創新都牢牢的把握住一個原則：設法在現行的制度中微調與加值。內閣由智庫轉向管理百官，最後延伸至直接處理政務，這一系列的改變都是在沒有丞相的世界，為現有的脈絡加值。

任何突破成規的現象若無法在普世價值中找到一個定位，最後也只會隨時間煙消雲散。成功的創新需要尋找創新本身在脈絡中的定位，才能在大整體中扮演一個加值的角色。這樣的創新才經得起時間的考驗，才有辦法真正地重塑總體脈絡，創造新的普世價值。



參考資料：

DiMaggio, P. and Powell, W., 1984,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2, pp. 147-160.

韋伯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左岸文化。

吳彥寬《越理性越相似：從新制度理論看組織趨同》

尚書，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