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跟玉山的同學一起上課，心中有好多回憶浮現。我年輕歲月中最精華的一段時光，就是在這裡渡過。現在商學院又建了一棟全新、雄偉的大樓。有時候，我很不能理解，為什麼台灣的資源不差，教授素質也不錯，可是學校硬體卻看起來像第三世界的水準。
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其實不大，但卻找得到捐款人來負擔建築費用；懂得請優質的設計師建造國家級的門面。如果你仔細看，它教室用的材料其實造價並不貴，台灣絕對可以做得更好。為什麼台灣頂尖大學中，多數教室的設計令人搖頭？為什麼連大學裡的洗手間都那樣的不堪？為什麼學生連像樣的討論室也沒有？為什麼教授指導學生的空間像是老舊的庫房？更別說軟體了。在這種地方，你說可以訓練出菁英份子，實在很難令人相信。這應該不是缺錢或是沒資源。這可能是領導人並沒有「意識」到門面有多麼重要；更可能因為這些領導人也缺乏美感，竟然能容忍如此不美到礙眼的裝潢，讓這麼醜陋的教室、廁所一直不和諧地存在學校之中。
好了，發完牢騷了，言歸正傳。課程中除了聆聽三位老師的分享，內心也不斷地被他們非常逆耳的忠言所刺激。他們到底說了什麼呢？
新加坡將大舉到台灣的招募「外派人才」
新加坡政府發現，台灣人才素質非常好，工作敬業，更重要的是守法。台灣年輕人的薪資偏低，在台灣，賺兩萬八千元的人，在新加坡可以付他四萬。在台灣電子業付四萬五千元的，新加坡可以付八萬元。新加坡政府發現，引進大量的台灣勞工，不只可以解決當地的低階人才問題，更可以提升勞工素質，未來更可以提高華人人口比例，真是一舉三得。
可是，新加坡害怕台灣政客炒作，所以就不叫做「台勞」而叫做「外派人才」。台灣的年輕人也許並不是全部都是草莓族，但他們肯定是當前政治及經濟結構制約下的受害者。這樁事要解決，仰賴政府基本上是不靠譜的。政府應該會去強迫企業加薪，然後造成通貨膨脹，接著企業出走，剩下的企業就不再聘用員工，而全部改為派遣人力。問題，只要經手台灣政府處理，通常都是這樣的沒脈絡。
該怎麼辦呢？我想任誰一下子也想不出對策。但是，針對這個脈絡，玉山倒是可以藉此廣納人才，用某種方法去吸收及訓練未來的國際化人才。與其讓畢業生來新加坡洗碗、打工，不如玉山來提供優秀學生一個國外實習機會，讓他們充滿使命感地去開拓東盟市場。
台灣有「好苖」，華人的菁英都集中在台灣
陳老師在課堂上開了個玩笑。他叫藍老師為菁「英」，稱自己為菁「華」。我笑了出來，但看到其他同學都沒什麼反應，想來是因為對新加坡的脈絡不太了解。在新加坡，你要有成就，必須成績要好，才可以拿到企業奬學金、國家奬學金或是總統奬學金。之後，分發到政府部門工作，在英校（用英文上課的學校）體系中出頭天的，就是菁「英」份子。另外，在華校（講不標準華文的學校）高材生就叫做菁「華」份子。
書沒有唸好的話，就會跑到ITE(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職業學校，新加坡人戲稱為「人生末路」（IT's the End）。這些學生最後成為這個制度下的「學渣」，因為學習到被搾乾了。他們認為，利用菁英治國就可以成就太平盛世。但真的是這樣嗎？這些菁英會唸書，派到工作崗位上也會循規蹈矩、奉行制度。但他們真的了解民間疾苦嗎？他們做得出有格局的決策嗎？當這些菁英離人民越來越遠時，有「非菁英」份子能夠監督他們嗎？我總覺得，會唸書不應該代表就是「菁英」。全部讓很會唸書的菁英治國，真是好事嗎？
不談新加坡了。台灣學生畢業的時候算不算是菁英呢？菁英多非天生，「人才」與「地才」通常多於「天才」。我們反而應該問的是，需要什麼樣的培育過程，才能夠養成一個菁英呢？考試考得好，只代表你腦袋中記下的知識多。可是如何去運用這些知識，作出明確的決策，需要的則是經驗、歷練與智慧。台灣大學制度幾乎處於失靈，訓練出來的學生在操作能力上大多有問題，不重視思考邏輯，多重視背書與盲目服從權威。這是台灣人必須警惕的訊號。
新加坡人常常自嘲，你們台灣的「苗好」，最優秀的華人都去你們哪裡了。我們的「種」不好，祖先是苦力，所以要多多努力。可是，怎麼我聽起來一點都沒有在讚美台灣人的感覺。
我們很小，誰都得罪不起
新加坡老師上課的時候有兩套版本，一個版本是講給台灣同學聽的，另一個版本是講給大陸同學聽的。他們說，我們是一個小國，得罪不起任何一個國家，所以我們要更努力。這些話常常從深具憂患意識的新加坡菁英口中聽到。
不知道為什麼，在上完最後一堂課時，腦海卻浮現了《清明上河圖》。這幅畫是北宋張擇端的作品，屬於國寶級典藏。這幅畫是宋徽宗趙構所贊助。歷史對趙構的評價是：一位很糟糕的皇帝，卻是很出色的文化部長。張擇端畫下了汴京城虹橋一代的城市景象。在全長五百多公分的畫作中，汴京的景色一覽無遺。趙構看了這幅畫後，頓時自我感覺良好，所以就取名叫做《清明上河圖》，但不是指清明節，他指的是清明盛世，是自我表揚啦。
根據歷史學家指出，張擇端在畫裡也選擇不畫某些「不合理」狀況，以免惹禍上身，像是漕船。這種官方的運輸船本來是用來運送米糧，但現實中也用來運送巨石，送到皇帝的艮岳園。要是船隻沉沒了，老百姓要賠款，押船軍官也要賠。於是，弄到最後，所有人都去造反了。西夏人看到，原來北宋如此的腐敗不堪，所以就很輕鬆地打進來；滅了北宋，毁了汴京。《清明上河圖》完成才不到十年，一個國家滅亡了，一個繁華城市消失了。
翻閱歷史可知，宋朝有強盛的文官制度，可是政治不清明癱瘓了文官。宋朝有名將、有軍事技術（像是長程飛箭）、有效忠的士兵，可是卻被奸臣用來做家庭代工，而不是軍事用途，弄到最後忠臣亡、名將叛。
新加坡的整體面積才比台北大一點，可是這些菁英卻時刻有憂患意識，努力建立出廉潔、透明化的社會，處理國際事務不意氣用事，善於遊走大國之間，每一國都不得罪。有常設的研究機構，隨時注意每個國家的政治狀況，向政府回報狀況，以便調整政策或制度。
台北看起來似乎也是清明盛世，城市繁華似錦，充滿文化底蘊。但是，台北還會不會有下一個十年呢？台灣需要有憂患意識的政府、有憂患意識的企業、有憂患意識的學校、有憂患意識的媒體、有憂患意識的下一代。唯有時時刻刻「困於心、𧗾於慮」，大家才有辦法振作起來。七十年前的台灣（由1945年算起，而新加坡上週末正好慶祝50週年，小台灣20歲）不也是在日本殖民後的艱苦狀況中走出，更創造出亞洲四小龍奇蹟，不是嗎？
就算台灣有「好苗」，也得讓他們歷經風霜磨鍊，才能夠長出堅忍的松柏。卓越，通常伴隨的是艱苦的處境；艱苦，才能卓絕。新加坡之行，就在此劃下句點。希望下次再來造訪時，我能夠有更好的消息與三位老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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