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晴｜政治大學商學院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114屆科管組研究生。
研究興趣：音樂產業、文化隨創、金融科技
“She said that it is much cheaper than in Germany, and she wanted me to cleanse her face too. Then she gave me her phone number and, after a short time, I had four meetings arranged.”—Interviewee Zgorzelec 8, quoted in Welter, Xheneti, and Smallbone (2018)
一位住在保加利亞邊境的農產品經營者，原本種植番茄與小黃瓜，卻因銷售虧損而停止生產。後來，他改從土耳其進口番茄，又隨著邊境條件改變，轉向希臘進口番茄與小黃瓜。從自行生產、跨境進口到更換供應國，他不斷調整經營活動。然而，這些改變代表事業有所發展，還是只代表他為了繼續生存而轉換做法？
Welter et al. (2018) 研究歐洲八個邊境地區的非正式跨境活動。這些地方一方面長期面臨失業、投資不足與人口外移，另一方面又歷經蘇聯解體、歐盟擴張、簽證與邊境規則改變。作者想理解的是：當人們同時面對資源匱乏與制度不穩定時，如何運用身邊僅有的資源維持生活，甚至開創新的發展機會？
一、在延續與改變之間尋找出路
過去的資源巧謀研究，多半關注創業者如何在資金、設備與人力不足時就地取材、重組資源。然而，資源有限不代表制度必然穩定。當邊境突然轉嚴、簽證變得難以取得，或歐盟擴張使海關檢查消失，行動者面對的不只是「手上的資源不夠」，而是原本可行的交易方式也可能隨時失效。
Welter et al. (2018) 發現，邊境居民的資源巧謀主要在「延續」與「改變」之間擺盪。所謂延續，是指人們動用過去累積的技能、親友網絡、共同語言、族群身分與社會主義時期形成的非正式交易經驗。例如，退休者將自家花園剩餘的蔬果帶到邊境另一側販售；擁有雙重國籍者利用身分取得通行便利；熟悉兩地語言與文化者則居中媒合跨境合作。這些資源並非為新制度預先準備，卻能在環境動盪時提供熟悉而可信任的行動基礎。
改變則是人們因應新制度而調整做法。在管制嚴格的「硬邊境」，有人一天往返數次，以規避每次可攜帶商品的數量限制；有人改往規定較寬鬆的國家交易，也有人與顧客、供應商甚至海關人員建立關係。在限制較少的「軟邊境」，人們則可能利用簽證取消、海關簡化與人員流動增加，進入鄰近且較富裕的市場。
因此，延續與改變並非相互排斥。人們往往先憑藉過去累積的知識與關係，才有能力理解制度發生什麼變化，並決定應該繞過限制、轉換地點，還是把握開放後的新機會。過去不只是等待淘汰的包袱，也可能成為回應改變的資源。
二、採取改變不等於獲得發展
Welter et al. (2018) 進一步將資源巧謀的結果分為「應付維生」與「發展」。應付維生是指行動者只能取得最低限度的收入、維持原來生活，或透過跨境活動保存家庭與社區關係；發展則代表收入增加、經營活動改善、產品多元化或事業持續成長。
將延續、改變及兩者並用三種行動模式，與應付維生、發展兩種結果交叉後，作者提出六種組態：延續—應付維生、延續—發展、改變—應付維生、改變—發展、延續與改變—應付維生，以及延續與改變—發展。這六種組合打破了「沿用過去只能勉強生存，積極改變就能有所發展」的簡單想像。
例如，愛沙尼亞與俄羅斯邊境的居民，會前往俄羅斯購買較便宜的燃料與酒類，再帶回愛沙尼亞販售。面對商品數量限制，有些人一天往返邊境數次。他們確實因應制度改變了行動方式，卻沒有改變商品、市場或價值創造方式，只是更費力地維持原本的交易，因此被歸入「改變—應付維生」。
相較之下，一對製作牛仔褲的夫妻，起初從希臘購買價格較低、品質較好的布料，並將其申報為個人用品。後來因簽證與稅負問題停止與希臘交易，短暫轉向土耳其供應商，之後又將事業合法化，並計畫與義大利供應商合作。他們不只繞過眼前限制，也重新安排供應來源與經營方式，因此被歸入「延續與改變—發展」。
兩者的差別不在於「有沒有改變」，而在於改變究竟只是維持原有活動，還是進一步重組產品、關係與經營方式。資源巧謀使用得更多、更複雜，也不代表一定能帶來發展；如果所有調整都只是為了讓脆弱的活動繼續，結果仍可能停留在應付維生。
三、點評與啟示
接著從研究品質分析本文。就真實度而言，作者訪問四個國家、八個邊境地區共100位從事非正式跨境活動者，涵蓋退休者、就業者、創業者，以及將跨境活動作為主業或副業的人。訪談呈現許多具體細節，包括一天多次過境、以個人用品名義攜帶商品、拆除計程車標誌，或集體搭車購買限額內商品。部分研究者甚至陪同受訪者跨境，以建立對半合法活動的理解與信任。這些材料使本文得以進入正式制度之外，呈現邊境居民如何實際維持生活。
然而，研究只能接觸訪談當時仍在從事跨境活動的人，已經因制度改變而退出、失敗或無法繼續交易者較少被納入，因此具有生存者偏誤。研究對象又涉及非正式及半合法活動，受訪者可能淡化違法程度、隱瞞交易數量或不願透露實際收入。文章呈現的經驗具有現場真實感，卻不代表所有陳述都已由交易紀錄、收入資料或長期觀察加以驗證。
就可信度而言，資料足以支持人們會使用過去資源並因應制度調整行動，因而使「延續」與「改變」具有相當清楚的經驗基礎。然而，作者進一步將案例區分為「應付維生」與「發展」，證據就沒有同樣充分。文章將回應需求、產品多元化、運用網絡與改善活動列為發展指標，但這些比較像行動策略，不一定是已經實現的結果。更換供應國可以證明行動者有所改變，卻不必然代表收入增加、利潤改善或事業成長。
開頭的農產品經營者正好顯示這項問題。他從自行種植轉向跨境進口，再由土耳其轉向希臘，確實改變了價值活動與供應來源；但文章沒有提供收入、利潤、交易規模或顧客成長等資料，便將其歸入發展結果。作者似乎因為他積極調整經營活動，而推論他的事業獲得發展，使作為行動模式的「改變」與作為行動結果的「發展」出現概念重疊。這個案例或許更適合被稱為「適應性轉向」，至於是否真正發展，仍需更多結果證據。
就批判度而言，本文挑戰資源巧謀研究將制度視為固定背景的傾向，也鬆動了「延續代表停滯、改變代表成長」的二分。作者指出，人們不是被動承受制度，而會運用歷史經驗、族群身分、共同語言與非正式規則，將文化及制度元素重新拼湊為可以行動的資源。情境因此不只是存在於行動者外部的限制，也是資源被辨認、組合與賦予用途的來源。
不過，作者雖然承認替親友帶貨、維持社區關係與保有家庭角色具有非金錢價值，最後仍將這些結果歸入「應付維生」，把收入成長、產品多元化與事業改善歸入「發展」。這種分類暗中保留了經濟成長優於關係維繫的價值排序。對一位退休者而言，獲得少量收入、保持活動並繼續被家人需要，或許正是他所期待的結果，而不只是較低層次的生存狀態。發展究竟由研究者、經濟指標，還是由行動者自身目標來定義，本文並未繼續追問。
儘管如此，本文仍提醒我們，資源巧謀的價值不能只從行動表面的新穎程度判斷。更換供應國、增加過境次數或建立新關係，都可以被稱為改變；但只有當這些行動進一步改造資源用途、經營方式或價值創造，並產生可以辨認的結果，才足以被稱為發展。
當我們不再把「做出改變」直接等同於「取得進步」，或許才能真正理解：人們究竟是在重新創造未來，還是只用不同的方法，努力維持沒有倒下的現在。
參考文獻
Welter, F., Xheneti, M., & Smallbone, D. 2018.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fulness in unstable institutional contexts: The example of European Union borderlands.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12(1): 2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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