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隨創對上突創【歐素華】

作者：歐素華

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專注於跨域創新議題。

Bricolage versus breakthrough隨創觀與突創觀

本文由科技的社會建構（SCO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出發，並由角色（roles, agency）分析形塑科技發展路徑的過程。參與社會建構者主要包括以下角色：科技研發與設計者（design & production），評估者（evaluation），使用者（users）與法規機構（regulation）。作者分析丹麥與美國在風力發電的科技發展過程中，科技創業者如何由不同角色的涉入過程（embedded process）尋求創新突破。

丹麥團隊採用隨創策略（bricolage）

丹麥團隊由低階科技（low-tech approach）進入。首先，在產品研發設計，風力發電的系統結構問題，主要奠定在過去對農業機械（agricultural machinery）的設計經驗上。因缺乏對空氣動力學的專業知識，工程師開始一邊設計零組件一邊學習專業知識，並向丹麥技術服務機構（Danish Technical Service Institute）求助。其他供應商則參與建造集線器、承軸、機械煞車、電子控制系統等。許多零件廠商建立合作網絡體系，也因此丹麥的風力發電產業主要採用傳統的中小型產業結構，並有持續的實務性知識累積與風力發電能力提昇。

其次，在使用者參與上。丹麥的中小型發電設備一開始是直接銷售給個人與合作廠商。在使用者自製（do-it-yourself）的風潮下，丹麥風力發電小廠密集與使用者召開風力會議（wind meeting），在1980年代早期，已有幾百部風力發電裝置。此外，Wind Mill Owners’ Association使用者協會竟能創生煞車系統（fail-safe braking system）。在1980年代，他還開始每個月刊登風力發電月報，評比不同款項風力發電的穩定度與效益。這個作法大幅提高市場透明度。

丹麥廠商在1980早期開始對外輸出技術。當得知美國加州政府提出有利於風力發電的政策優惠後，丹麥廠商前往投資，但加州的風力發電需要高速且差異變化大，讓丹麥廠商在設計與維修上陷入挑戰，同時也需要更多資本投入。加上加州政府的政策優惠相繼到期，這讓二家大型丹麥廠商倒閉。其他廠商在母公司支持下，繼續投入美國市場研發，以提高新一代風力發電的市場規模。在1995-2000年間，丹麥風力發電每年都有30%高成長。

第三，在測試上，丹麥主要由一群風力能源的工程師在1978年創設DWTS鑒測單位。工程師自己設定研究主題，一開始完全沒有科學家的參與。當時甚至要求熟悉貨車導輪吊架（old lorry rear wheel-hangers）的機械工程師協助。在1979年，丹麥政府的住房政策通過加裝風力發電，家戶可有30%賦稅補貼政策，讓整個風力發電市場邁進嚴謹的測試成熟期。檢測單位必須在風力產品上市前，投入設計、建構、測試與問題解決等工作。他成為風力發電的理論參數建構者，包括大規模測試、衡量與實驗標準等。

第四，在法規參與上，一直要到二次能源危機（1979）丹麥政府才以具體的政策補貼鼓勵風力發電。購買合格風力發電者可享有30%賦稅優惠。1981年新能源法更提出在2000年要安裝一萬部風力發電以取代核能、石化燃料等。此外，為了鼓勵家用發電設備，補貼案更提高到50%。在風力發電技術日趨成熟下，政府自1985年起逐步降低政策補貼。甚至在1989年完全取消。

美國團隊採用突破創新策略

首先，在設計開發上，在風力發電開始被關注的1970年代，美國創業先鋒們認為，丹麥的設計「太簡單了」！美國創業家一開始就由科學理論出發，並且由空氣動力學與結構力學的理論概念提出直線性論述。這個論述乃是奠定在飛機設計標準上，以空氣動力的效率和輕量體為核心。

然而，風力發電與飛機設計在功能設計與使用情境，都極為不同，因此容易出現誤導與適當性挑戰。美國團隊視渦輪設計為核心任務，而操作穩定度與產品品質則淪為次要。也因此，工程師端的實作意見反饋不容易讓設計端得知。此外，美國科學家也不太願意與工程師交談，因為怕研發機密會因此外洩。對於商品化與風力發電的換代更新，也非科學家們關心的重點，這也導致後來風力發電研發出現不連續的問題。

其次，在使用者參與上，美國團隊因高度仰賴政府津貼與政策優惠，因此較忽略來自市場銷售的資金，這也影響使用者參與度。美國團隊假設穩定的風向流動，也對其他可能的創新研發途徑視而不見。結果美國風力發電無法滿足大眾市場需求，而遭遇研發商品化挑戰。

第三，在測試研發上，美國主要測試機構NREL以學術研究者為主，目的也在達到政策任務，以設計理想型風力發電為主。他們的設計以理論抽象模型為基礎，無法提供產業最需要的系統性比較測試與模擬回饋。

第四，在法令制度上，美國政府在1974年能源危機後，也開始投入替代性能源開發，約有4.86億美元投資（1974~1992）其中有75%投入風力發電，但結果卻無法推出可行的風力發電系統。另外1978年Jimmy Carter’s National Energy Act提出15%減稅優惠。

加州政府推出自主能源與可回收能源等制度，希望在2000年能有10%的風力發電。加州的風力發電潮在1980年初期（1981~1986），吸引高達12,000個風力發電設備裝置，幾乎在當時佔全球95%以上，但開發者在拿到政府補助後就心滿意足，並沒有真正投入「發電」產出上。1985年，加州發電潮進入破產尾聲，結果並未能在風力發電留下深厚的基礎。

總結來說，丹麥團隊的「隨創」作法，核心乃是以合作代替競爭，以循序漸進的創新改良取代急功近利的「激進」創新。就隨創文獻來說，這篇文章有以下貢獻。一是由「角色」（人力資源）如何融入科技發展路徑，豐富過去隨創僅由「資源」（物質資源）拼湊組合之觀點。二是嘗試由融入歷程（embedded process）說明科技創新的演化路徑。較過去隨創僅有「將就」等暫時性解決方案更具系統觀。三是以「共同形塑」（co-shaping）取代過去隨創談資源組合（combination）的觀點。包括設計師與地板師傅、生產者與使用者、外部研究者與生產者、政策制定者與市場等。

隨創為何成功？

本文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低科技的隨創作為如何超越高科技的研發突破？和我們談劣勢者如何突破強勢者制約，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本文和我們個案的差異在於。

第一，競爭無互動，未談制約。高低科技創新者並非在同一個戰場上，兩者無互動關係。這和我們強調弱勢者受到強勢者的制約，有所不同。換句話說，本文並未特別討論「制約」，尤其是高權者對資源的制約。

第二，資源無交流，未談互動。本文由社會建構理論談參與者的「共同形塑」，也未考慮參與者間的利害關係，或資源交換關係等。換句話說，參與共同形塑者各投入哪些資源，又有何好處？微觀的資源互動關係，並未討論。

第三， 資源未轉化，未談特質。本文對各角色所投入的資源並未有詳述，且未談資源劣勢，也就沒有討論看起來不具優勢的資源如何轉化？有何轉劣為優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