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由Bradford得到的隨創啟發【陳煥宏】

作者：陳煥宏

政大科智所博士研究生，興趣研究領域為「地域創生」，探索陷入困境的城市如何能再生。

英國Bradford於2009年被UNESCO（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指定為創意城市中的「電影之都」，讓這個曾在2000年時爆發嚴重種族衝突的城市脫胎換骨轉換城市樣貌，也讓經濟上衰退近30年的城市找到新的經濟成長動能。學者康庭瑜(Kang, 2017)由文化角度切入探討，Bradford如何以文化作為改變城市發展的資源，透過社會企業BDK的操作過程，讓我們有機會重新看待「文化」如何成為隨創過程中運用的資源，以下我嘗試以三個部分來分享我的心得。

一、 梳理 隨創理論脈絡

資源基礎觀點(resource based view)一直是創業理論中最重要的基礎之一，「企業需要具備獨特、不易被模仿與有價值的資源才能具備競爭力」(Barney, 1991)，在探討創業策略時，這早已被視為充分且必要的條件。但逐漸在現實環境中，我們也發現大部分的企業先天條件不佳，無法擁有足夠符合競爭利得資源，但這些為數眾多的中小企業該如何面對市場競爭呢？開放式創新(Chesbrough, 2003)、破壞式創新(Christensen & Overdorf, 2000)的觀點應時而生，組織內、機構內資源不易取得，轉個念由外部取得，或是破壞既有組織、制度產業規則，不也是一種方式嗎？

這樣的思維帶給創業理論更多的活潑應用路徑，也讓企業發展策略更加的多元化。但是，對於資源的取用還是聚焦在有用、即戰性質的資源。這些出色的資源運用策略觀點，卻未曾對那些閒置、被忽視的資源投注關心。而這也為那些被主流忽視，處於劣勢的企業，應該如何取得資源的研究缺口，開啟了探討的新研究路徑。

處於劣勢下的企業，如何取得資源改善企業現況，隨創理論為我們開闢了新的視野，隨創理論強調的是以利用手中僅有的資源、重組來解除制約，將就取代過去講究的標準(Baker & Nelson, 2005)。百家爭鳴的創研究如雨後春筍般的發表，歸納整理這些隨創研究論點，大致可以分成兩類：一是資源拼湊，二是社會建構。前者以實體資源作為拼湊主角，後者則以改變資源意義為主。實體資源，可以由現有資源現有狀態進行拼湊，也可以將資源多樣化的延伸使用，讓資源產生交換互補的效果，資源多元化的想像應用空間，可以讓制約被解除的可能方案增加。

資源建構，無非是以認知想像方式來改變資源有形的限制，以創意改變資源社會認知的意義與價值，重新建立新的社會事實，某種程度上，也可是為資源的延伸利用，但與實體拼湊最大的不一樣，在於資源本身並無改變，而是類似「指鹿為馬」的方式。過去的資源事實認知，變成另一種資源事實認知，讓資源不但可以實體拼湊，更延伸新的資源價值繼續實體拼湊。簡言之，資源實體拼湊與資源建構兩種方式，對於隨創理論與實務作為的貢獻是很具體的。在資源運用策略，也留下不多的空間可以繼續探索。

但是，不管實體拼湊資源或是資源建構方式，都著墨於可用資源，那怕是數量稀少、被忽視閒置的資源，但罕有對那些被視為負擔的資源（負資源）進行探討，對於企業經營績效最重要的三個財務報表中，資產負債表(balance sheet)載示的是資產等於負債與股東權益的加總，負債越多對於企業經營壓力越大，一般企業經營都是盡量減少、降低負債的產生。也因此，雖然不喜歡「負資源」，但如何減少「負資源」或是轉換「負資源」，也成為隨創理論對於資源性質論述未來的探討重點。

二、 文化作為城市再生的策略資源

城市再生的探討，由過去建築設計、都市計劃等技術觀點逐漸擴大發展到以「文化導向」作為城市發展策略，區域都市空間計畫加入文化資源，改變區域空間發展的方向，讓地方居民接受新的都市再生計畫，甚至更進一步的利用舉辦傳統地方文化活動來催化都市空間再生，這也都在實務上被不斷應用(林政逸 & 辛晚教, 2009; Lysgård, 2012; McCarthy, 2006)。

對城市而言，文化資源也可以實體拼湊，更可以社會建構方式進行資源的隨創。但是，如果在一個種族文化衝突嚴重的城市，該如何將「文化」做衰敗都市再生的資源呢？在社經地位差異懸殊的城市居民，如Bradford這樣一個過去以傳統紡織產業興盛著稱的工業城市，為了補足基層勞動力需求引進的外國勞工移民，在產業外移、經濟衰退後，這些勞工移民變成城市負擔，對城市經濟非但沒有辦法像過去提供勞力貢獻，反而因為失業變成社會補助、補貼對象，更成為城市治安的隱憂。

對於Bradford的城市再生，面臨的困境是既有的傳統文化與移民文化彼此對抗，造成種族敵對衝突，但勞工移民也是城市的一份子，該如何化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歧見，就成為Bradford城市再生策略的重要關鍵，這也是學者康庭瑜(2017)研究探討的重點。

將「文化」視為資源的一種形式，首先要克服的是「文化」本身就很難具體數量化呈現，人類生活經驗的累積而有「文化」，不同「文化」間要如何能重組隨創呢？在她的調查研究中，BDK這家社會企業，利用在地傳統產業營造「懷舊文化」，過去紡織產業、電影產業留下的遺跡歷史，經過包裝後的新價值，先讓城市經濟有了初步成長。再則，藉由移民文化，讓衝突轉變成尊重，因為移民文化，讓Bradford產生不一樣的城市風貌，也更因為移民文化對城市產生貢獻，讓衝突的彼此找到互相瞭解的機會。對於文化資源應用於都市再生策略中，較諸只是將文化元素做為產品設計表現，產生的社會影響力更大。

但文化做為劣勢城市再生的導引資源，卻總是讓人忽略那些城市「負資源」轉化過程的探討並不簡單的過程，特別是，原本被視為城市負擔的「移民（負資源）」，怎能如此容易的變成促進城市再生發展的「正資源」呢？單單只是舉辦一個異國風味的活動節慶，就能促進族群溶合相處嗎？那些歷史上、甚至現在的區域宗教、種族衝突，豈不是都可如法炮製，輕易和解？

文化活動做為城市居民向心力的凝聚，社會現實認知的改變，是一種常用的策略模式，但要讓一個處於發展困境的城市Bradford脫胎換骨，變城市界知名的「創意城市」，恐怕對於原本是城市負擔的「勞工移民」及其「文化」（負資源）如何被辨識對城市再生有價值的這件事情，就值得好好探討其「負資源」轉變的過程。Bradford會得到UNESCO指定的「創意城市」殊榮，以「文化」作為城市再生隨創資源的探討，本研究或許留下更多值得後續研究思索的問題。

三、 反思心得

「資源」一直是各類隨創研究的重要核心，由有形、無形資源形式的不同利用模式，到資源轉換的過程，都產生不少的研究討論成果。文化導向的城市再生策略，由過去英國以發展文創產業帶動經濟成長讓城市復甦的模式，在各國競相仿效後，我們也逐漸發現「文化」並未真的成為改變社會的資源，只是粉飾裝扮「產品」的塗料而已。以故宮文創商品為例，這些商品混搭文物元素的創意，究竟對於「文化」傳遞有何貢獻？還是只創造出經濟收益呢？「文化」改變了什麼？

由這個角度來看Bradford這個創意城市，城市發展的成果，不僅僅是經濟成長，而是居民生活的改善。文化節慶活動，是城市改變的手段，不同種族共處融洽，尊重彼此文化傳統，藉著交流活動在實際城市生活中消彌歧見，「文化」產生的社會影響才是真實令人信服的。也因此，Bradford成為創意城市前的狀況，對比透過「文化導引」的都市再生策略，是如何將原本城市負擔的「負資源」-勞工移民的文化轉變成對城市發展有助的「文化」資源，這樣的轉換過程與成果，或許對那些還陷在困境中的城市產生啟發。

參考文獻：

林政逸, & 辛晚教. (2009). 文化導向都市再生之策略模式：臺北市保安宮文化慶典與空間計畫的個案研究，都市與計劃, 36(3), 231-254. 

Baker, T., & Nelson, R. E. (2005).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50(3), 329-366.

Barney, J. (1991).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ournal of Management, 17(1), 99-120.

Chesbrough, H. W. (2003). The era of open innovation.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44(3), 35-41.

Christensen, C. M., & Overdorf, M. (2000). Meeting the challenge of disruptive chang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78(2), 66-+.

Kang, T. (2017). Bricolage in the urban cultural sector: the case of Bradford city of film.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 29(3-4), 340-356.

Lysgård, H. K. (2012). Creativity, Culture and Urban Strategies: A Fallacy in Cultural Urban Strategies.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8), 1281-1300.

McCarthy, J. (2006). The application of policy for cultural clustering: Current practice in Scotland.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4(3), 397-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