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點，使忽必烈遠征日本【廖啟旭】

作者｜廖啟旭 靜宜大學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科技的歷史詮釋、工作例規、技術移轉。 

Cohen (2006) 在解析Winter對於組織工作(organization’s work)的概念時，指出這些行動並非來自於謹慎的選擇(deliberate choice)，而是來自於「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Simon, 1990)。要解釋「有限理性」的成因，可以追溯到心理學中，個人層次裡「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的情況。 

所謂認知偏誤是指，「個人在做決策時，並不是如傳統假設理性的個人，會對所有的可能情境及可能性做詳盡的分析，事實上，大部分的人不但是非理性的，而且常常不能充份瞭解到自己所面對狀況，因而產生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常以經驗法則或直覺作為決策的依據，反應在行為上，則有過度反應或反應不足的現象。」在管理上，常被應用於說明決策者的決策行為。 

把認知偏誤應用到科技採納上，可以把這種依「經驗」或「直覺」的行為，視為是依「例規」而產生的行為。例規的定義，就是一種習慣，一種會持續重複發生的行為模式；這種行為模式是，發生在特定的時間、地點之下的特定行為。因此，當認知發生偏誤時，反映在行為上，就會發生變革（過度反應）以及僵固性（反應不足）的現象。 

這種部分理性的決策依據，因為不能充分瞭解所面對的情況，所以反映在行為上，往往會有意料之外的行為出現。事實上，大多數的組織決策，都是在理性邏輯下所訂定，只有透過邏輯的思維，才容易達成團隊共識。而在認知偏誤的情況下，會造成雖有共識，但是無法完全達成預期的目的。 

忽必烈的第一次遠征日本 

井上靖這樣記載(見朱翔)：蒙古於「西元1274年10月初，佔領了對馬、壹岐兩島，繼而侵入肥前松浦郡……使日軍處於不利，不得不暫時退卻到大宰府附近。元軍雖然趕走了日軍，但不在陸地宿營，夜間仍回船艦。當元軍回到船艦後，恰遇當夜有暴風雨，元艦沉沒 兩百餘隻，所餘元軍撤退，日本才免於難。」 

颱風乍起之時，當時由於不熟悉地形，元軍停泊在博多灣口的艦隊一片混亂，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後，颱風漸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無法相救。忻都怕日軍乘機來襲，下令冒雨撤軍回國。此役，元軍死亡兵卒達 1.35萬人。日本史書則稱之為「文水之役」。 

忽必烈第二次東征日本 

及至西元1281年，忽必烈「以日本殺使臣為由，結集南宋新附軍10萬人組成一支大軍遠征日本。然而，日本守軍已有前次抗擊蒙古的經驗，他們在箱崎、今津等處沿岸構築防禦工事，並以精銳部隊開進志賀島，與東征元軍進行了激烈戰鬥。蒙古軍隊沒有看到勝利的希望。 

兩個月之後，一場巨大的颱風襲擊了庫樹海岸，蒙古軍再次企圖撤入海上，但他們的努力是徒勞的。在此次颱風襲擊下，蒙古東路軍損失1/3，江南軍損失一半，一些靠近海岸的士兵被日本人屠殺或溺死。」 

美國考古學家發現蒙古戰艦 

美國德克薩斯州農業機械大學的考古學家蘭德爾·佐佐木對1981年從高島附近海底打撈上來的 700多塊蒙古戰艦殘骸進行了仔細研究和分析。佐佐木表示：「很多蒙古戰艦龍骨上的鉚釘過於密集，甚至有時在同一個地方有五六個鉚釘。這說明，這些肋材在造船時曾反覆使用，而且很多龍骨本身品質就很低劣。」 

當時，造船工業發達的中國江南及沿海地區尚未被忽必烈完全征服，部分地區仍在南宋軍隊的控制之下。所以，忽必烈不得不將造船的任務交給技術較為落後的高麗人。 

一方面，高麗對於造船很反感，認為元朝出兵日本肯定會要求高麗參戰，這必將給高麗人帶來沉重的負擔。另一方面，讓造船技術落後的高麗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完成忽必烈強壓的任務實屬難事。高麗人只得在匆忙間敷衍了事，這些艦船的品質也就可想而知了。 

蒙古戰船不適於航海作戰 

至於船艦的設計，據史料記載，1281年蒙古軍隊的大多數戰艦都是平底河船，採用了當時較為流行的水密隔艙設置，但是此種結構並不適於航海作戰。 

所謂水密隔艙，就是用隔艙板把船艙分成互不相通的一個一個艙區，艙數一般為8或13個。它大約發明于唐代，宋以後被普遍採用。雖然該結構便於船上分艙，有利於元軍在航海途中進行軍需品的管理和裝卸，但是艙板結構取代了加設肋骨的工藝，簡化了主體結構，削弱了船舶整體的橫向強度。 

佐佐木還發現，戰艦殘骸的碎片沒有一塊超過3米，大多數碎片都在10釐米到1米之間。他據此推測，蒙古戰船可能採用了類似新安古船的一種「魚鱗式」船殼結構形式。其船殼板之間不是平接，而是搭接的。這種結構在巨浪的拍擊之下容易碎裂。佐佐木表示，對沉船遺址的現有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夠借助聲納和探地雷達，得以更深入地瞭解當時蒙古的造船技藝，進而破解沉船真相 

解讀：認知偏誤─盲點

從以上的歷史紀錄中，我們可以發現決定東征日本的關鍵就是「船」。事實上從以下的另一段記錄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第一次東征時，忽必烈著手準備東征的時間大約一年左右。而且是由高麗製作船隻，其中船隻只花了6個月的時間就籌備完畢。 

四千石的船，等同現在約125噸；一千石的船，約等於31噸左右。125噸的船要6個月內做成似乎有些勉強，如果不是既有的船隻，那麼在品質上大概有趕工之嫌。不過，由於高麗與日本相鄰近，且對航海也相當有經驗，加上高麗也派人參戰。因此，這階段船艦品質應該還可以。 

從至元十年(1273)起，忽必烈開始著手部署征日戰爭。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忽必烈命令高麗王造艦九百艘，其中大艦可載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慶負責建造；拔都魯輕疾舟(快速艦)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負責建造，並規定於正月十五日動工，限期完成。六月，九百艘軍艦完工，上報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漢、高麗三族軍隊組成的聯軍，東征日本。 

第二次的進攻日本時，忽必列已經征服中國南方，中國南方比北方有純熟的造船技術。不過，從1280開始準備到1281的出擊，時間上也是相當緊迫。要在極短的時間建造船隻，也是具有相當的困難性，在民族因素之外，也不可能有時間好好完成可以航行大海的船隻。 

在 1280年早春以前，入侵方案已經全部佈置就緒。遠征軍的統帥構成也仔細地進行了平衡，包括一個蒙古人，一個漢人和一個高麗人。高麗人洪茶丘擔任這次戰役的海軍統帥，因為高麗國王堅持要由高麗人指揮海軍中的本國水手。忽必烈選擇不久前剛剛投降蒙古的南宋將領範文虎擔任遠征軍漢軍指揮，忻都為蒙古軍指揮。 

在當年年底之前，忽必烈已經指定了十萬大軍由範文虎和忻都指揮。他向他們發放了軍餉，提供了盔甲。高麗國王組織了一支一萬人的軍隊，並提供了一萬五千名水 手，九百艘船隻以及糧食供應等。出於對高麗積極協助的感激，忽必烈特別指示他的軍隊，在穿越高麗國土開往海岸的途中，不得擾民。 

第二年，忽必烈又向他的軍隊補充了大量給養，包括軍餉、盔甲和弓箭等。不過，福建安撫沿海都置制使蒲壽庚提供了唯一一條不協調的記錄。他說，蒙古人要求他和他的百姓修造兩百隻船。實際上，他們只建造了五十隻船。他聲稱，兩百隻船的建造任務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承受能力。他對蒙古人不合理索求船隻的含蓄批評，只不過是眾多抱怨徵日行動中的一個聲音罷了（Morris Rossabi）。 

進一步從宋代的造船技術來看，宋代早有能力建造航行大海的船隻。而且具有國際貿易的能力。甚阿拉伯人、波斯人也願意乘坐宋人的船隻。宋代和西方各國通商，據《嶺外代答》(周去非著)、《諸蕃志》(趙汝適著，成書於1225年）等書記載就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

其中重要的有高麗、日本、交趾(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真臘(柬埔寨)、蒲甘(緬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闍[shé蛇]婆(爪哇)、三佛齊(蘇門答臘島的東南部)、大食、層拔(黑人國之意，在非洲中部的東海岸)等。遠遠超過了唐代的活動範圍。而且，宋代的船隻已經可以乘坐至500人以上。 

宋船頭小，尖底呈V字形，便於破浪前進。身扁寬，體高大，吃水深，受到橫向狂風襲擊仍很穩定，同時，結構堅固，船體有密封隔艙，加強了安全性。底板和舷側板分別採用兩重或三重大板結構，船上多檣多帆，便於使用多面風。大船上又都設有小船，遇到緊急情況可以救生、搶險。每只船上都有大小兩個錨。行船中也有探水設備。這些極適合於遠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長十餘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粟」，「每舟篙師水手可六十人」。內部有獨特的水密艙構造。客舟分三個艙：前一艙底作為爐灶與安放水櫃之用。中艙分為四室。後艙高一丈餘，四壁有窗戶。「上施欄楯 (音吮，即欄杆)，采繪華煥而用簾幕增飾，使者官屬各以階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積疊，遇雨則鋪蓋周密。」(見《宣和奉使高麗圖經》) 

「神舟」就比「客舟」更大得多了。宋神宗元豐元年(西元1078年)派使臣安燾、陳睦往聘高麗，曾命人在明州建兩艘大海舶，第一艘賜名「淩虛致遠安濟神舟」，第二艘賜名「靈飛順濟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達高麗，高麗人民從沒見過這樣的神舟，歡呼出迎。 

宋徽宗宣和五年(西元1123年)再次派使臣去高麗，又在明州建造兩艘巨型海舶，據史載，它們「巍如山嶽，浮動波上，錦帆鷁首，屈服蛟螭」。到達高麗後，高麗人民「傾城聳觀、歡呼嘉歎」。神舟大者可達五千料(一料等於一石)，約五、六百人的運載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載二、三百人。 

平底船不能行駛大海，此點在宋朝早就有人知道。例如，南宋孝宗初，張浚的都督府下令「明、溫州各造平底海船十艘」，遭到明州造船者的反駁，說：「平底船不可入海!」（《宋會要》食貨50之20）。只是為何蒙古人的船隻是以平底船為主，此點值得進一步探討。 

沉船的原因

佐佐木教授認為船不好的原因是，高麗造船技術落後，但是事實上，高麗已經可以建造1000石以上的船，加上日韓往來密切，高麗應該有能力建造航行到日本的船。另外一點，佐佐木教授認為，蒙古的平底船是取消龍骨採用分艙版所致，但是宋人早已得知平底船不能行駛大海的事實，且宋船早已有V型尖底的船身，吃水深，可耐遠洋航行。 

因此，這可以說明「非不能也，不為也！」很有可能是因為時間壓力的問題，徵用不能航行於海洋的平底漁船；再加上漢人不滿蒙古人的統治，而粗製濫造，不是技術問題。 

對於管理者忽必烈而言，這位以騎射起家的游牧民族之王，對於戰爭的籌備可說是經驗豐富。但是這些經驗都是在陸地上，而非海上。蒙古軍的攻城掠地，是以快速、強攻的方式進行，透過優秀的戰馬，就可以機動地運補人員與輜重。他的戰爭經驗使他誤認籌備戰爭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只要指令一下去，一年之內就可完成。對於「船」的認知，並不能體會一具大船需要的製作從選材開始，需要耗費五年的時間方能完成。 

戰敗的原因

在進攻方面，忽必烈兩次都以混合兵種的方式進行。雖然海戰還是以熟悉海戰高麗人為主，但是兵種之間的相互節制、衝突，卻不是短時間可以解決彌補的。忽必列所熟悉的作戰是步騎混合作戰。在海上的戰爭更重要的是船隻的大小，在火器不流行的年代，大船可以透過衝撞的方式壓制小船的進攻。因此，船隻大小決定了海戰的成敗。蒙古軍900艘的船只有300艘是大船，600艘是小船，在戰爭的過程中，決勝的地點是在登陸之後，而不是在海上，此點在第一次征日中已可發現。 

但是，忽必烈並未發現重點是在「船」，認為颱風只是一個意外。因此，第二次戰爭時，其作戰思維，仍如同第一次，並未對「船」多加改進，仍是是短短一年內籌備徵召船隻，這樣的船隻品質當然無法保證，因此再一次遇到颱風，結果仍然相同。 

對於船隻籌備的執行者而言，籌備者需要瞭解船隻的性能以及適用的環境。這類似科技設計者的角色，只是在時間壓力下，科技設計者縱然知道產品的設計需要達到何種要求，但是卻只能先應付過關，以次品交代過去。 

這是因為科技設計者沒有與管理者談判的本錢，在時間的優先順序高於品質的優先順序之下，先讓所要求的產品出現，才是設計者所關心的。同樣的，籌備船隻的執行者，若無法在時限內達成所要求的船隻數，馬上要面臨被殺頭的風險。因此，數量是重點，質量是其次。這就造成船隻在大海航行的隱患。 

對於船隻使用者而言，雖高麗的將領知道海戰，但是並表示他有能力反應船隻質量的問題；更不用說一般不知海戰的士兵，這是官場上的慣例。此外，以蒙古軍制而言，殺敵的戰功是最重要的，唯有戰功才能升遷，因此在自利的考量下，在戰場上軍官應該是率領士兵向前衝的角色。依據這種邏輯，軍士官應該是在小船上帶領者士兵衝向敵陣，不太可能坐在大船上等。在戰敗後，主要是軍士官生存的原因，應該不是他們都是在大船上，而是知海戰的將領刻意安排的結果。 

本個案的意涵是，當管理者的認知出現偏誤，執行者與使用者又缺乏回饋意見的空間，就會造成管理者依其過去成功的經驗做出錯誤的判斷，而產生不可收拾的後果。 

參考文獻 

Cohen, M. D. 2006. What's different is routine.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5(2): 387. 

Simon, H. A. 1990. Bounded ration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2(1): 125-134. 

Discovery: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2746553o1p0.html 

忽必烈遠征日本失利之謎 摘自《北京科技報》朱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