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約激發創意？【陳煥宏】

作者：陳煥宏｜政大科智所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地方創生。

印度，曾經是英國殖民地，現在卻是主要的國際經濟體之一，不僅因為人口接近14億，也因為在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而讓其GDP快速成長。這個國家是一個文明古國，宗教、社會制度對人民的影響相當大，城市急速發展，人口由鄉村大量湧入城市，公共建設趕不上這樣的發展進度，這些都不影響這個國家在科技上的發展，位於印度南部的邦加羅爾(Bangaluru)，號稱「印度的矽谷」，跨國公司在此設立研發中心，國際資金在此找尋下一個科技獨角獸的投資機會，為什麼印度能在重重政治、社會與文化的制約中，在網絡科技這個講究創意、創新的產業中嶄露頭角呢？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制度：鐵籠變箱網

長期在英國殖民下，制度因循殖民時代的政府體制，基礎工業多數是國營企業，鐵路、電信、電力、教育……等等，殖民政府控管這些基礎建設，目的就是方便殖民地治理。同樣的作法，也可以在台灣看到過去日本殖民時代的一樣作法。國營或是民營，對印度發展科技產業有什麼影響？制度理論告訴我們，機構化的組織，會讓不同組織越來越相似（趨同）(DiMaggio and Powell 1983; Scott 2001)。制度讓組織與其成員不得不屈服在規範、法規與檯面下的潛規則，對照美國矽谷那種自由奔放的產業環境，讓人直覺上就會認定印度的政治社會環境，不利於產業發展。

但實際上，因為社會階級的強力劃分，讓印度社會經濟階層的流動，更加依賴教育上的出人頭地，印度影片《三個傻瓜》、《我的冠軍女兒》，讓我們看到印度種性制度與性別歧視，對於人才天分創意的箝制。但這也凸顯想要突破制度的鐵籠，創業者與創新者更需要過人的動機(motivation)，只有強烈想打破制度箝制的勇氣動機，才能讓下人的兒子代替主人的兒子去讀書，得到滿足自己對知識追求慾望的機會。

學位證明不過是一張制度的認證書，除了認證未來的社會階層位置，對知識的多寡與運用卻一無是處。劇中男主角，最後成立一間學校，傳授知識給所有人，無論你是什麼階級出身。女性摔角在充滿性別歧視的印度，推廣的過程更是充滿荊棘，面對社會既有成見與國家體育制度的僵化，扼殺了不少優秀女性在這項運動上的表現機會，但具中男主角為了完成為國家爭取國際比賽金牌的心願，他訓練自己的女兒突破各種社會、制度上的限制，最後他的女兒不但為印度獲得國際賽金牌，更進一步打破印度社會女性運動員的社會制度枷鎖。

印度這樣的政治、社會體制，難道真的一無是處嗎？

由另外一個角度觀察，過去亞洲經濟發展快速的四個國家，台灣、韓國、香港與新加坡，在某種程度上，當年政治、社會體制也未必完全自由開放，為什麼經濟卻飛速成長？是不是也可以視為在制度箝制下，反而成為激發個人突破組織制度限制動力的環境？

因為想要改變，才讓每個人重新檢視評估現有制度的缺口，找出突破的可能。想要出人頭地、改變現況的強烈動機，反而讓亞洲這些國家的創業家，前仆後繼的開創出很多國際級的企業，帶動相關產業的蓬勃發展。另外，因為這些國家的制度，也同時限制國際競爭對手大舉入侵的機會。這也許是對制度一片撻伐聲中，不能忽視的正面貢獻。因為不夠開放的制度環境，反而讓這些國家的新創公司得到孕育成長的空間(Zaheer and Rajan 2003)。由相對角度看待制度，原本的鐵籠認知，轉換成人工漁場的箱網，就變成持續穩定魚獲的工具。

資源：承包變外包

印度與中國一樣有人口紅利優勢，在全球化浪潮下，大量的勞動力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印度也擁有與中國不相上下的人口數量，但卻未成為「世界工廠」，原因為何？

有人說印度的種性制度，是社會階級嚴重對立、貧富差距的根源，這是事實，但在中國甚至華人世界，不也是存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念嗎？這兩個文明古國的文化，某種程度上，驚人的相似。有一點，說不定是可以說明，中國與印度，這兩個國家在全球化分工體系下，不一樣的角色。印度曾是英國殖民地，英國也利用印度作為進軍亞洲的前進基地，中國在上個世紀因為積弱的清朝遭受「八國聯軍」的侵略，被迫割地賠款，雖未成為某個帝國的殖民地，但也變成各國勢力角逐利益的競技場。

殖民地時代，印度的官方語言就是英語，延續到印度獨立建國迄今，嫻熟應與這項語言工具，過去可以視為強勢文化入侵殖民的手段，可能讓印度人民痛苦不堪，也厭惡痛絕外國文化的強勢。曾幾何時，全球化下的國際貿易，行走國際的主要官方語言，竟然是英語。

這也讓印度因為語言的優點，拉近與國際的距離。但國際對印度是英國殖民地的認知印象，還是將印度視為低階人口與國家，充滿歧視。有部電影《天才無限家》描寫印度數學天才努馬金的一生。他在印度從未受過正規教育，但卻被英國數學大師哈代發掘，將他帶到英國劍橋接受正規教育，並取得博士學位。但他在英國一樣被歧視，無論他在學術上的地位如何備受肯定，他甚至還是三一學會會員，英國皇家學會學士，都很難讓他在英國生活期間，被英國社會尊重接納。這稍稍可說明印度在國際社會中，如何被看待的狀況。

但語言加上人口紅利，對印度進入科技產業卻成了絕佳的條件。全球化浪潮下，印度變成歐美國家因為地區時差下的分工人力來源。譬如：跨國公司的客戶服務專線，需要全年24小時的人力，印度充沛便宜的勞動人力，就成為國際各公司客服中心人力的主要來源。

另外，印度醫學教育提供數量充裕的醫生可以協助判讀X光片、核磁共振的數據資料，在歐美醫院夜間休息時，他們在印度可以零時差為歐美醫院提供服務。這些都是過去印度最為人熟知的勞務承包案例，利用語言、區域時差與充沛人力，承攬歐美先進國家服務業務。雖然，這類工作在歐美還是社會階層的低薪工作，但對印度當地人來說，這卻是一份遠超過當地薪資的外商公司工作，吸引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投入。

同樣的，在科技領域的發展，也依循類似的路徑，跨國公司看上的是印度有很強的數學邏輯背景人力，軟體程式與程序化的撰寫與反復檢查過程。印度提供大量任勞任怨的低成本人力資源。回顧印度在資訊科技產業上的發展，就是慢慢由OEM的勞力承攬，慢慢轉換到全球價值鏈分工的ODM模式，印度很多大型科技公司的崛起，大致上都是這樣的模式。

這樣的分工方式，也讓印度由其中獲益甚多，根據調查GE、Swissair、CISCO與Oracle這類的跨國公司，在印度設立分公司管理這些勞務委託工作的進度，也同時訓練出印度當地這方面的管理人才。逐漸這些在地人才，轉變身份自行創業，向原來這些雇主公司承攬原先的工作，在資訊服務業的全球分工中，由勞務承攬轉換到人力外包(outsourcing of HR)，這與單純勞務提供，在層次上已經參與到跨國企業的經營管理流程，這是非常大的進步(Zaheer and Rajan 2003)。

原本因為殖民地的角色，被歐美國家有意無意的輕視，這樣負面的社會印象，掌握歐美國家工資成本日增，與網際網路業務模式的增加，需要更多的人力的投入，這時候印度的廉價勞動力，填補了這個缺口，幸運的是，更以過去殖民地官方語言，長期培育的人才，借此機會進一步切入管理流程的外包業務。也走出與中國不一樣的產業發展模式。

轉換：管理變育成

印度原本的政府架構源自於殖民地政府管理方式，權力與資源集中在中央政府。面對資訊科技需求的人才，教育政策也開始做調整，配合產業需求廣社相關科系，這些大概都不是太困難的事情。最關鍵的變化在於，政府開始鼓勵振興資本市場，讓印度在地公司可以透過公開發行股票的方式，政府也協助這些公司到海外上市。譬如：美國的NASDAQ，透過這些公司的成功案例，也改變印度當地資訊產業的生態。

最初，因為國際分工而生的大型資訊公司，很多都有政府資金在內，看似私人企業型態的國營企業，隨著分工內容的複雜化，這些大型資訊公司內的專業工程師，看到創業的機會，在原有大型公司中，他們很難突破改變公司制度與文化，但客戶需求標準的複雜與嚴格，又讓他們在體制內無法有足夠動機解決問題。

他們嘗試說服公司將這部分工作外包給他們，但他們自行創業，以及時完成功作為承攬條件，對原雇用公司，他們省下資深工程師較高的薪資成本，但卻讓資深工程師憑藉強烈創業動機，讓國際分工體系繼續穩定運作。

這樣的環境下，軟體系統開發工作室在印度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這些充滿活力與創意的小型公司，吸引了創投基金的注意力，投資充滿風險，特別是科技產業，美國矽谷成功上市獲利的案子大概只有10%。但是，印度邦加羅爾(Bangaluru)的新創公司，投資金額不到矽谷同樣類型公司的1/20，但這些印度創業家的能力與知識卻不遜於矽谷創業家，代表投資這邊公司的成功機率很高。

印度類似矽谷的資訊產業投資基金，也隨著印度資訊產業的起飛而蓬勃發展。政府由中央到地方政府，看到這一波新經濟模式的發展，也開始調整公共建設的內容，先由資訊科技需要的通信政策與建設著手。中央政府透過頻寬開放與基礎通信光纖網絡鋪設，讓網絡傳輸速度與品質提升，也開放民間企業投資相關電信產業，打破國營企業壟斷的局面。

地方政府則透過租稅減免與提供土地等政策，吸引廠商投資，創造地方更多就業機會。類似邦加羅爾這樣的科技產業聚落，就在印度兼具交通與人才聚集的城市陸續出現。中央政府更看到資本市場遠景，與其讓印度創新公司到國外上市，資金回流印度國內有限，不如將印度金融管制法規也鬆綁，讓國際資金進入印度，讓這些新創公司在印度上市，這樣更能帶動印度國內創業風潮，讓更多人才投入產業。

經濟發展對於一個國家、城市的影響不言可喻。但在關於印度資訊產業發展的研究文獻中，我們看到印度在政府制度、社會階層與文化障礙的種種制約下，讓資訊產業在印度大放異彩，這樣的創新發展歷程與中國、台灣、南韓、香港與新加坡截然不同。

遺憾的是，這一類研究只讓我們看到制度制約下，政府、民間如何在資訊全球化浪潮中，商業模式成功的結果。對於在這重重制約中，創意與創新如何在制約下突破的過程，卻還是不容易說清楚。也許這些創業成功的企業家，自己也不清楚該如何說清楚制約下，他如何辨識出創業機會，如何迴避應對制約，找到相關資源的過程，或許者才是探討面對制約，如何孕育創意，讓創新成果出現的未來探討重點。下次待續，在文獻中繼續梳理的發現。

參考文獻

DiMaggio, P. J. and W. W. Powell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 48: 147-160.

Scott, W. R. (2001).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Zaheer, S. and R. Rajan (2003). Creativity Under Constraint: Technological Imprinting and the Migration of Indian Business to the New Economy. The Global Internet Economy. B. Kogut,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