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懿軒|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興趣:組織調適、利害關係人治理、數位轉型
當組織與利害關係人之間在價值觀上互相衝突時,雙方應該如何互動?主流的協商式參與(Deliberative Engagement)觀點,強調透過理性討論,形成在說法與決策上的共識。然而,作者批判協商式參與,認為條件交換、互相讓步與語言共識等作法雖然可以暫時達成合作,卻壓抑某些利害關係人的價值觀。就如同「多數決」的結果,實際上可能是「多數暴力」,讓未解的矛盾留在規則之下,日後反覆爆發。
Schormair and Gilbert (2021)提出另一種整合式參與(Integrative Engagement)的觀點。此處「整合」不是指價值融合,而是制度層次上的共存整合,需要讓每個人能安心說出自身想法,真正瞭解彼此立場,最後把這些差異納入制度裡一起回應。整合式參與的原則可歸納為以下三項:
第一,價值表達。讓每個利害關係人都能說出自己所重視的價值與理由,不是爭論,也不只是談立場,而是讓人表達他們在乎什麼、擔憂什麼、為什麼不能接受特定做法。這些表達不應被視為情緒性或帶有偏見的說法,而是需要被回應的訴求,但是要能夠說出來,才有機會彼此理解。
第二,共同學習。雙方不需急著說服對方,而是花時間聽懂對方的理由。透過資料揭露、在地知識、生活經驗的分享,參與者能夠逐漸承認彼此的真實想法,更能理解對方為什麼會提出該訴求。
第三,制度化。整合式參與的最終目的,就在於將價值表達與學習的成果,轉化為可持續運作的制度。這一套制度,讓大家雖然保有不同立場,但是都能在制度裡發揮作用、一同運作。藉此,將單純的討論與理解,轉變成持久的合作關係。
研究以Bangladesh Accord為例說明。2013年孟加拉一座成衣工廠倒塌後,勞工工會認為品牌商應對工人安全負責,並要求監督其供應鏈;品牌商則主張自己不直接擁有工廠,不願承擔法律責任,且希望保有稽核控制權。雙方透過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主持的對話,各自表達對責任的理解與在意的價值,並共同檢視工廠問題與稽核失效原因。ILO的目標不是讓雙方改變立場,而是促進相互理解。最終,雙方同意由品牌出資改善安全(基於社會責任而非法律責任),並建立由品牌與工會共同管理、對等決策的治理機制,確保工廠持續改善勞工條件。這讓雙方保留各自立場,卻能實質合作。
整合式參與對於組織化解與利害關係人衝突,帶來三項啟發。第一,衝突是程序問題。說服與妥協的過程,常常要求各方降低訴求,甚至被迫接受他人決定。這容易讓利害關係人認為自己是不被尊重、被排除參與的,衍生成不信任與抵抗。整合式參與強調創造一個讓所有人能安心表達、被傾聽、可參與的對話空間,透過提升程序正當性,以修補關係裂痕,讓衝突得以冷卻與轉化。在台泥案例中,部落對水泥窯協同處理開發案的不信任,並不僅僅來自環境或利益分配上的爭議,而是對於自身聲音未被納入決策過程的深層怨懟。這使任何後設說明都變得無效。台泥想化解衝突,首要任務便是建立具程序正當性的參與機制,讓部落能夠向台泥表達更全面的價值訴求。
第二,組織需引導參與。面對衝突,組織往往習慣扮演主導者、決策者,強調政策推動與風險控管。然而,整合式參與提醒我們,組織更應轉變為對話的主持人與制度設計的協作者,協助不同立場的利害關係人進入制度、說出價值。從「輸出方案」轉向「共構制度」,才能跳脫反覆對立的困境。過去台泥多以推動者角色向地方溝通,但主導方式無法處理累積的歷史創傷與不信任。因此,台泥轉向「和部落一起設計制度」,成立由企業與部落共組的技術風險監測與應變小組,以及與地方共同規劃的開放工廠。台泥不再只是解釋制度,而是與部落一起定義問題、一起規劃制度的「程序主持人」。
第三,包容是創新來源。組織為求效率,經常只與自己價值立場相近的對象合作,卻因此錯過與異質群體對話的機會。衝突的本質正是價值落差,唯有真正走進立場不同者的語境,理解彼此的關懷與顧慮,才可能創造出超越折衷的制度創新。整合式參與不要求一致,而是設計能包容差異、促進行動的合作架構。台泥若只尋求與支持者或地方政府合作,雖能提高效率,卻容易固化反對者的抵抗立場。台泥針對部落所關切議題,以設計治理方案與部落回饋計畫,將潛在衝突反轉為共創契機,所激發的多元價值創新,超越單一面向開發而得到的利益。
Schormair and Gilbert (2021)指出,整合式參與並非一次性討論就能化解衝突,而是一種需反覆進行、長期經營的治理過程。然而,儘管此研究提及參與過程應隨衝突狀態動態調整,卻未說明,組織在不同衝突情境中,應如何辨識變化、調整自身的參與策略與制度設計?在動態治理過程中,組織的調適邏輯與行動原則仍有待進一步研究分析。
參考文獻
Schormair, M. J. L., & Gilbert, D. U. 2021. Creating value by sharing values: Managing stakeholder value conflict in the face of pluralism through discursive justification.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31(1):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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