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莊耿勛|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112屆碩士生。
研究興趣:轉譯、再脈絡、場景金融設計
本文探討移植與轉譯在管理實務創新中的作用,指出移植啟動創新可能,但必須經由轉譯才能在新場域落地。研究強調,制度邏輯差異與場域框架形塑移植挑戰,而具多重嵌入性的個體因能跨越制度認知限制,成為推動跨場域創新的關鍵力量。
移植與轉譯:跨域創新的推動力
移植(transposition)與轉譯(translation)之間的交互作用,是跨場域創新的關鍵推動力。移植指的是將一項實務從原生脈絡引進另一個場域,啟動新的組織行動可能性;但若無適切的轉譯,移植的實務很可能因水土不服而無法落地。轉譯指的是對外來實務進行在地調整,使其符合接收場域的認知架構與價值期望。文獻指出,創新不僅源自移植行動,更來自於移植與轉譯交互操作的過程。丹麥案例中,行動者將多元管理從美國引入,並經過轉譯,與本地的社會民主框架融合,最終形成新型態的人力資源實踐。
在跨境信貸案例中,也可以觀察到移植與轉譯的交互作用。數位信貸技術與產品架構是從台灣移植過來,但為了適應越南消費者對借貸產品高度敏感的文化認知,必須進行轉譯與重新設計,例如將貸款產品嵌入支付應用程式,降低借貸標籤效應。不過,相較於丹麥多元管理案例較為深度的價值整合,信貸案例的轉譯目前仍主要停留在「操作層面」,而非制度邏輯層次的重新建構。這提示我們:在制度環境更鬆散或市場成熟度較低的場域中,轉譯的深度與範圍可能受到一定限制,移植與轉譯之間的互動仍有深化空間。
制度邏輯與場域框架:移植的挑戰和轉機
制度邏輯(institutional logics)為場域成員提供行動與認知的依據,場域框架(field frame)則是將制度邏輯具體化於特定實踐領域的行動模式。當移植實務所依循的制度邏輯與接收場域的主導邏輯存在顯著差異時,行動者若欲促成實務落地,必須進行精緻的轉譯,調和雙方邏輯張力。本文作者分析指出,丹麥社會以社會民主邏輯為主導,行動者必須將多元管理轉譯為促進社會凝聚的新工具,才能被場域接受。
越南信貸市場的制度邏輯特徵與丹麥不同。台資銀行面對的並非一個單一主導邏輯,而是多重且有時互相矛盾的邏輯混合體,包括對借貸的不信任(源自高利貸歷史經驗)、對數位平台的快速擁抱(新興市場數位金融邏輯)、以及對家族與社群責任的文化期待。這種場域結構,使得移植與轉譯不只是單向調整,而更像是在不同邏輯之間動態協商。與丹麥案例相比,越南案例突顯場域多元性與制度模糊性下,轉譯行動需要更靈活、分眾與情境化的策略,且轉譯的對象並非單一認知體系,而是多個小型認知體系。
多重嵌入性:推動跨域創新的個體條件
多重嵌入性(multiple embeddedness)指個體在多個制度場域中累積社會化經驗,並能在不同邏輯間靈活切換與重組。這種經驗,使得行動者不會將單一場域內的制度安排視為理所當然,反而更能辨識外來實務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並有能力推動轉譯與創新。在丹麥多元管理案例中,行動發起者因具有國際工作經驗與社會運動歷練,形成挑戰與重塑場域規範的能動性。
在越南案例中,確實存在多重嵌入性的跡象,例如部分負責人曾歷經多國的數位金融經驗。與丹麥案例相比,呈現出轉譯偏向操作性調整、場域邏輯更為分散模糊的特徵,但也展現高適應性與快速測試優化的在地調整能力,成為新興市場移植實務的重要借鏡。移地團隊雖未重構信貸文化的深層制度邏輯,但透過靈活的產品轉譯、界面溝通與小額門檻設計,成功降低借貸污名感,展現新興場域中「微型轉譯」推進金融普及的策略價值。
參考文獻
Boxenbaum, E., & Battilana, J. (2005). Importation as innovation: transposing managerial practices across fields. Strategic Organization, 3(4), 355-383. https://doi.org/10.1177/1476127005058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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