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制度落地需要倡「譯」者而非複製者【莊耿勛】

 

作者：莊耿勛｜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112屆碩士生。

研究興趣：轉譯、再脈絡、場景金融設計

 

在越南推動數位信貸的過程中，我們觀察到同樣的產品制度，在不同情境下會產生顯著變形。有些做法被快速接受，有些則產生信任落差。這引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制度輸入的成敗，是否取決於制度本身，還是其如何被轉譯？此文獻探討組織在採納新制度時，為何會出現客製化與形式服從的差異。研究指出，制度壓力本身不足以驅動改變，唯有具備合適的「倡譯者」，才能將制度內化並提升績效。

網絡人脈決定轉譯深度

制度實踐能否落地，不只取決於規範本身，而取決於組織是否與制度倡導者有實質互動。有連結的人，會學到如何「做」，沒連結的人，只能「裝」。本研究強調，制度擴散不是單純的「是否採納」問題，而是「如何採納」的問題。企業在面對同樣的制度規範（如 TQM）時，會根據其與制度倡導者之間的互動密度，做出不同程度的實質性轉譯（substantive translation）或符號性採納（symbolic adoption）。

外資數位信貸產品雖源自既有框架與母公司制度邏輯，但在越南市場的實際落地並未單純照抄。產品開發團隊與在地通路、技術服務商及支付平台密切合作，從技術串接、利率設計到風險定義，皆反映出高度的互動式調整與非標準化。越南經驗提醒我們，制度倡導者未必僅指傳統顧問或專業會議的中心人物，而可能是掌握在地資訊與文化的商業夥伴與中介者。制度倡導者不只存在於總部或政策圈，也可能是當地最懂用戶的中介角色。實踐的知識可能從「旁邊」學來，不一定是「上面」教的。

轉譯深度決定績效高度

制度轉譯的「深度」決定其對績效的影響。若僅形式性掛名，制度可能成為一種表演工具；反之，若能針對在地脈絡進行流程與邏輯的實質轉譯，才可能轉化為生產力或風險控管的效能。文獻發現，採納制度是否能帶來正向績效效果，取決於其轉譯方式。只有當制度實踐被深度內化、進行在地轉化與流程重組時，才可能對企業績效產生正向影響。

外資數位信貸產品初期的定價策略一度面臨不信任的挑戰。需要透過再設計評分準則、強化還款彈性，並調整與第三方合作模式，逐漸提高用戶轉換率與信任度。此案例支持文獻主張，制度實踐的「轉譯形式」比制度本身更關鍵。但進一步顯示，制度轉譯的成功也仰賴邊做邊調（bricolage），並非單次導入，而是一連串修正與實驗的過程，這點在文獻中尚未被充分闡述。

制度壓力與網絡資源決定轉譯方向

企業在面對制度壓力時，採納方式往往取決於其是否具備足夠的「詮釋資源」。當外部壓力強烈、但缺乏社會連結與知識網絡時，企業容易流於形式性採納（conform to appearance），僅符應表面要求；相對地，若組織能與制度倡導者維持對話，則更可能重構制度意涵，進而進行實質化的轉譯與落地。

以研究案例為例，在地監管機關對呆帳率與催收行為高度敏感，導致市場對外資信貸產品存在疑慮。在此制度壓力下，產品團隊並未強行套用原有模型，而是透過與通路意見領袖、監管顧問等角色的持續協商，共同轉譯出一套既可被監管接受、又符合商業邏輯的實踐方式。此一過程顯示，制度壓力不全然是制約，反而可作為激發轉譯的觸發點。尤其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企業更需主動建構「可理解」的制度框架，並動員在地文化語言與象徵資源，為制度轉譯創造情境正當性。

綜合而言，制度實踐的成敗，並非取決於制度本身是否正確或先進，而是看組織是否具備轉譯能力與詮釋資源。在跨文化脈絡中，制度從來不是被直接複製，而是經由一連串互動、協商與再詮釋，才能轉化為在地可接受、具操作性的形式。組織是否能與在地行動者建立有效連結、是否能翻譯制度語言為文化熟悉的語彙、以及是否有能力將壓力轉化為具體行動，將決定制度落地的深度與信任建構的可能性。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