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回顧：定義合法性【陳懿軒】

 

作者：陳懿軒｜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興趣：組織調適、利害關係人治理、數位轉型

 

創新被普遍視為推動企業成長與社會進步的引擎。然而，在現實中，創新並非總能順利落地。許多創新方案即使具備高度技術潛力與善意初衷，仍因缺乏利害關係人的支持或社會的認可而遭遇失敗。Google Glass 的推出雖然展現前衛的設計，卻因隱私疑慮等多重問題而難以被大眾接受；Uber數位平台運作流暢，但在部分國家因為與計程車產業與勞動法規的衝突，遭遇政策限制與社會抵制。這些案例說明，創新的成敗關鍵，不僅取決於技術與市場，更深層地取決於社會是否認可並接納它。換言之，創新能否取得合法性，是左右其存續與發展的主要因素。

在探討創新如何被接受時，部分研究者採用創新擴散理論 (Rogers, 1995)，強調個人或組織的採納行為。然而，僅分析使用者採納視角尚不足以解釋為何某些創新雖具備價值，仍遭遇社會抵制。因此，合法性理論成為另一個重要的分析框架。Scott (1995)認為合法性來自法律與社會規範，而Suchman (1995)則更進一步指出，合法性意指某個行為在特定的價值、信仰與定義系統中，被視為合宜、正當或適當。依據 Suchman (1995)的分類，合法性可分為三種形式。務實合法性（Pragmatic Legitimacy）源於利害關係人自身功利考量，如果創新能帶來具體利益，例如降低成本、增加便利性，便容易獲得務實面的支持；道德合法性（Moral Legitimacy）則取決於社會對「這樣做是否正確」的價值評斷，例如行動是否遵循公平程序、是否為社會帶來良好結果；認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則代表最深層的接受，當行動容易理解、成為習慣、被視為理所當然時，便獲得最持久的合法性。後續研究更進一步將道德合法性與認知合法性整合，提出文化合法性的概念，凸顯共享價值與意義的重要性 (Geels & Verhees, 2011)。

隨著理論發展，學界對合法性的理解也逐步深化。早期研究將合法性視為「財產」，是一種可被組織取得、累積或失去的資源，因此焦點放在組織如何透過順應規範來獲取合法性。其後，學者將合法性視為「過程」，強調合法性藉由動態的社會建構所產生，行動者透過語言、修辭等積極實踐，促使創新正當化。近期，研究更將合法性視為「知覺」，指出合法性合法性存在觀察者與評估者的心中，是個體與集體認知判斷的結果，並探討這些判斷如何在互動中累積 (Suddaby, Bitektine, & Haack, 2017)

從以上脈絡可見，創新的接受過程，遠不止於技術本身或創新者的努力，而是與多元受眾的期待緊密交織。例如，Uber 的受眾同時包括政府、計程車司機、乘客與公民團體。對政府而言，合法性來自合規性與公共利益；對乘客而言，便利與安全是核心；對司機群體而言，收益與職業保障至關重要；對公民團體而言，平台能協助他們實現的公平正義則成為關注焦點。這些不同的期待彼此交錯，使得創新者必須採取差異化的回應。當我們從這些不同角度加以審視，可以發現，創新能否取得合法性，最終並不在於創新者提出多少策略，而在於它是否真正契合受眾的期待。唯有如此，創新才可能被視為正當，並在社會中持續紮根。

參考文獻

Geels, F. W., & Verhees, B. 2011. Cultural legitimacy and framing struggles in innovation journeys: A cultural-performative perspective and a case study of Dutch nuclear energy (1945–1986).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78(6): 910-930.

Rogers, E. M. 1995.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New York: Free Press.

Scott, W. R. 1995.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Thousand Oaks, CA: Sage.

Suchman, M. C. 1995. 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3): 571-610.

Suddaby, R., Bitektine, A., & Haack, P. 2017. Legitimacy.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1(1): 451-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