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葉晴|政治大學商學院 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114屆科管組研究生。
研究興趣:音樂產業、文化隨創、開放創新
“But among the revolutions in France must be reckoned a considerable revolution in their ideas of politeness. ”—— Edmund Burke(1790)
大學念音樂的時候,我所認知的「沙龍(salon)」就如同音樂史課本上的敘述,是高級人士的私家聚會、為音樂家提供工作,滿足圈內人士高高在上的自我形象。然而,Gordon卻告訴我們,沙龍是如何從音樂場域、到社交場域,最後成為形塑影響政治的思想中心。在十八世紀法國,沙龍並非政治機構,卻透過思想的震盪與理性的對話,逐步將個人意見聚合為「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成為能約束政治行動的非正式權威(Gordon, 1989)。
第一階段:沙龍作為「安全的聊天空間」
自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的法國,沙龍(salon,法文住宅內的會客廳)為巴黎高級社交圈女主人主持的文化聚會,在其家中定期舉辦音樂演出與文學聚談。受邀者多為上層人士與知識分子,在民族思想與啟蒙理性逐漸興起的時代背景下,沙龍成為一個相對自由、未受公權力直接監管的談話空間。在此場域中,討論不再完全依附於出身、官職或正式身分,而是更重視機智、修辭與談話能力。社交互動因此由既有的「身份秩序」轉向以「言說能力」為核心的評價邏輯,暫時鬆動了國家權威與階級結構,並形塑出一個可進行自由交流與理性對話的文化場域。
第二階段:當聊天開始有規矩
沙龍中的對話並非情緒性的宣洩,而是逐漸發展為一種集體訓練的交流形式。能否清楚表達觀點、是否尊重並回應他人意見,開始成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值得被聽見」的重要標準。行緒克制與理性回應,逐步被確立為文明社交的基本形式。當日常聊天被理性加持,對話不再只是社交行為,而被視為通往公共判斷的正當途徑。
第三階段:思想實驗室
在交流的過程中,觀點被一次次反覆提出、討論、質疑與修正,並在群體互動中不斷被打磨。偏激或明顯偏離群體理解脈絡的意見,往往因持續的「公開對話」而被篩除。個人意見在這樣的討論過程中反覆去蕪存菁、重新組構,在集體互動中發生變化,最終成為能被多數人理解與接受的「共同看法」。使原本屬於個人的意見表述,逐步凝聚為可被認可的理性共識。
第四階段:公共意見的誕生
經由反覆討論所累積的共同看法,逐漸匯聚為可被辨識的公共意見(public opinion),其中涵蓋特定議題的關注焦點、公眾態度,以及對政治與社會行動所能產生的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意見在此並非被理解為群眾情緒的宣洩,或單純以人數多寡決定的多數意見,而是一種經由理性對話與審議過程所形成的集體判斷。到了這個階段,「公眾」不再只是實際參與討論的個體集合,而被想像為一個能夠進行理性裁決的抽象整體,並逐步成為超越君主個人判斷、具有規範力量的新權威。
第五階段:非正式的政治力量
隨著公共意見在議題設定與判斷框架上的逐步累積,其對政治運作的影響開始變得可辨識,並展現實質效果。當政策或改革明顯背離既有的公共判斷時,推動過程往往面臨阻力,甚至引發正當性危機。在此情境下,政治權力逐漸意識到公共意見作為一種不可忽視的判斷權威,必須加以回應、調整,甚至事前納入決策考量。政治決策因而不再僅向上回應既有的權威體系,而需要向公民交代。這種以公共意見為基礎的制衡機制,雖未仰賴選舉或投票等正式公民制度,卻能實質影響政治行動的方向,構成一種非制度化、但具規範效力的民主力量。此一歷史過程不僅展現公共意見的政治潛能,也提供了檢視文化治理、地方創生與資源建構邏輯的重要分析視角。
從沙龍文化看當代藝文團體
從 Gordon 的分析角度,我們可以發現,沙龍不僅是一種歷史性的社交形式,而是一種透過時間累積,使個人意見得以轉化並完善為公共意見,進而影響政治決策的輿論搖籃。Gordon 揭示了公共意見如何在缺乏正式制度的情況下,仍得以取得判斷權威,並對政治行動產生規範性約束。此一分析視角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其對十八世紀政治文化的解釋力,更在於它指出:文化性的社交實踐本身,如何在長期互動中生成公共性,並形成具有治理效果的非正式力量。
若將此分析視角移用至當代情境,便可進一步指出,當代藝文團體同樣可能透過特定的社交形式與文化實踐,重複類似的生成過程,使觀眾不再僅止於文化消費者,而逐步轉化為具共同判斷基礎與價值認同的文化共同體。基於此理解,下篇將轉向當代藝文團體——灣聲樂團的實際運作,檢視其如何建立包容且緊密的音樂講座式沙龍空間,形塑持續互動的社交關係,並進一步建構一個穩定且共榮的關係基礎。
參考文獻
Gordon, D. 1989. "Public Opinion" and the Civilizing Process in France: The Example of Morellet.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22(3): 30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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