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性行動：當管理作為展演，效率不再是唯一目標【陳懿軒】

作者：陳懿軒｜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研究興趣：框架反思、正當性行動、創新採納

 

1990年代中期正值美國反毒戰爭的高峰，職場藥物檢測在此背景下迅速普及。過去有研究指出，藥檢可能侵犯員工隱私，在道德上難以成立，也未必真的降低藥物濫用或提升生產力，因此看起來缺乏實際效果。然而，Cavanaugh and Prasad (1994)提出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如果一項制度問題如此明顯，為何仍有這麼多組織願意主動採用，而且還持續執行？

象徵性管理行動，不是沒用，而是作用在別的地方

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概念，是「象徵性管理行動」（symbolic managerial action）。組織的許多作為，其意義不只來自績效或道德考量，也可能來自象徵層面的功能。換句話說，象徵性管理行動不是沒有作用，而是作用發生在別的地方。首先，藥物檢測具有明顯的儀式性。固定流程、正式程序與重複執行，使它在組織日常中形成一種近似儀式的安排。真正重要的未必是檢測結果，而是這個行動是否確實被完成。透過程序化處理，原本難以界定的風險被轉化為可以管理的事項，組織得以向內外部傳達一個訊息：秩序仍在掌控之中。至於行為是否因此改變，反而不是最先被關心的部分。

其次，藥檢同時是一種道德表態。當管理者推動檢測時，也在公開界定哪些行為不可接受，使藥物使用被放進道德框架，而不只是效率或安全議題。制度因此自然連結到反毒、責任與安全等社會價值，減少反覆辯護政策的需要，也讓偏離規範者更容易被辨識。在這樣的氛圍下，關於公平或實際效果的質疑，往往被放到較後面的位置。

第三，藥檢展現了一種透過程序運作的權威。管理者不需要直接指控任何人，只要制度啟動，權力就會隨著程序運行。由於這些程序看起來客觀且去個人化，權力的行使更容易被接受，也較少受到挑戰，管理控制因此能維持穩定。

最後，藥檢也回應了外部對正當性的期待。當組織面對社會、媒體或監管壓力時，檢測提供了一個清楚可見的行動證據，優先處理外界的不信任。是否真的改變行為，往往不是最先被追問的事情。

這些象徵性行動往往並存在同一制度場域中。藥物檢測之所以能在爭議中持續推行，正是因為它同時承擔多重功能，一方面緩和組織內部焦慮，一方面回應外部期待。這項措施在象徵層面處理的問題，明顯多於它在行為層面所能解決的問題。這也構成本文最重要的論述：若只從成效或權利角度評估管理措施，就很難理解制度為何能長期存在。

管理的舞台：撐起正當性的象徵性行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象徵性行動讓組織即使沒有明確的實質成效，仍然能維持被認可的地位。管理者持續使用藥物檢測，可說是「明知故犯」的策略性選擇。他們並非不知道檢測可能傷害士氣或難以解決根本問題，而是在不同考量之間做出權衡：一邊是成效有限甚至帶來副作用的工具面結果，另一邊是能向外界證明組織正在負責任行動的象徵面效果。很多時候，被優先選擇的是後者。這也挑戰過去研究的說法：效率最大化不是管理決策的唯一目標，而維持社會信任也同等重要。

首先，藥檢是對社會的公開表態。在反毒成為主流價值的情境下，企業若完全沒有相關措施，很容易被視為與社會規範脫節。於是，「大家都在做」逐漸形成壓力，使制度持續擴散。採行藥檢既是內部管理安排，也是向外界說明立場的一種方式。

其次，這類行動帶有明顯的展演意味。管理層需要讓員工、股東與社會大眾看到組織正在處理問題，以維持對局勢的掌握感。即使真正被檢出的案例不多，公開執行檢測本身仍能產生一種安心效果，讓人相信事情仍在可控制的範圍內。過程因此變得和結果同樣關鍵，有時甚至更受重視。

再者，科學程序為組織提供理性的外觀。對組織而言，展現理性意味著行動可以被解釋、被信任，也較容易獲得外界接受。透過實驗室檢測、專家操作與數據報告，原本牽涉生活方式與道德判斷的衝突，被轉化成為看似中立的技術問題。組織因此能以理性治理的形象出現，同時降低濫用權力干預員工私領域的質疑。

綜合來看，組織並不只是追求效率的運作機器，也是一個需要被理解、被信任、被認同的社會存在。對外呈現的政策形象，與內部實際成效之間可以保持距離，而制度之所以延續，往往遵循的是一種讓人安心的表演邏輯。時至今日，無論是AI監控、演算法治理，或各式ESG認證都呈現出相似的結構：它們一方面被期待改善績效、降低風險，另一方面也用來回應社會關注、傳達負責任的形象。但是這些機制究竟有沒有效，未必是受關注的焦點；更關鍵的是，組織是否看起來正在採取行動，以持續維持外界的認可。從象徵性的角度重新理解這些管理作為，有助於看見組織行動背後更深層的社會意義，也讓表面上看似難以理解的決策，出現可以被解釋的脈絡。

展演的代價：當象徵掩蓋了真實

在作者原有分析之外，仍可提出一項反思。雖然象徵性行動能快速回應外部壓力，但這種策略並非沒有風險。過度依賴儀式，容易將組織推入「偽善陷阱」。當組織透過高調的藥物檢測或道德宣示來獲取正當性時，實際上也向大眾拉高自身的道德標準。一旦發生與宣示不符的事件，外界的檢視將會比對一般企業更為嚴苛。此時，原本用來保護組織的象徵，反而可能會成為指控其「表裡不一」的證據，導致社會信任的崩盤速度遠快於累積速度。

此外，當所有組織都採取相同的象徵手段，例如普遍實施藥檢或申請各類認證，這些象徵的邊際效益會迅速遞減。為了維持正當性，組織被迫投入更多資源進行更誇張的展演，卻只能換取微薄的認同。若利害關係人開始識破這些程序的儀式本質，他們將不再滿足於表面的合規，轉而要求實質審查。屆時，組織原本用來迴避外部質疑的保護色，最終變成引來更多干預的標靶。因此，象徵性行動雖能暫時減緩壓力，卻也埋下長期信任赤字的隱憂。

參考文獻

Cavanaugh, J. M., & Prasad, P. 1994. Crossroads—Drug testing as symbolic managerial action: In response to “A case against workplace drug testing”. Organization Science, 5(2): 267-271.